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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一直负责指挥和协调中国电信的股票发行工作。？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深圳邮电会议中心是指挥部，这个房间是经常开会的地方。特别是从９月初开始，在这里要筹备这个分析师会议，然后战略投资者的会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这里搞的，最后的定价，确定，也是在深圳邮电会议中心确定的。１０月８日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当时路演的团在美国，这个吴部长在国内。这个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北京，当时经过各方面分析，决定采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策就是提价。？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８日，这部电话机同时接通了北京、香港和纽约，一个讨论提价的电话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而就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新的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了，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这意味着公司的价值是在１４７亿到１９６亿美元之间（字幕）。？
中国电信股票的提价，同样引起了境外媒体的热切关注，香港信报专为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中国电信股票提高发行价格当属高明之举。？
１０月８日以后呢，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恒生指数一路在掉。？
当然就非常紧张，这时候能不能发出去，因为你把价格提上来了，可是整个的市场大势并不配合，你等于说是逆势提价。？
投资者会不会购买呢？会不会接受你这个提价的现实呢？从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月１６日这个期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在香港股市一路下跌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在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确定一个最终的发行价格。？
是我们１２块６还是１２块，还是１１块５还是１１块。那时争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基本上这个分为两派：一派是我们确保发行成功，价格呢，保守一点，就是１１块钱。？
另外一派观点就是没有问题，我能发出去，投资者会购买，市场会支持，我们可以多拿回钱来，就是１２块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上线１２块６，一个下线１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时（争论）非常激烈，吵得脸红脖子粗。？
之所以争论得如此激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一般认为，一只股票定价是否准确，上市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只股票上市后的１０天之内，其股价市场的波动幅度不应该超过１５％。？
１２块６还是１１块，当时占一半一半吧，当时是非常激烈的。？
高盛公司融总裁麦克·埃文斯？
当时，我在办公室跟定价小组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艰难地做出定价决定。？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这个时候，这个吴部长，王岐山董事长，两个人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１１块８。？
我把这个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前方，前方人开始两分钟的静场，静默，没有声音，然后紧跟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热烈鼓掌。？
高盛公司副总裁麦克·埃文斯？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总算熬到了头。？
中国香港１９９７年的１０月２３日，这一天，国际金融投机的豪客们云集香港，他们调集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加大了对港币的攻击力度。以致恒生指数当日一举下跌了１４００多点。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香港金融市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了。？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香港，是在逆境中间上市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那天晚上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你想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参加的人可能是门庭冷落，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没想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这个大公司的领导人，李嘉诚、郭贺年、郭炳湘这些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全部到场。？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王岐山，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话，最后我想说的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全场热烈鼓掌，那天气氛是很热烈的，也很悲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国电信进行了第二次股票发行，与２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发行价格达到了２４．１港元，股价是第一次发行的两倍。
四——挂牌前后
？？？ 沈阳地区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一场罕见的春雪覆盖了沈阳，这天下午４点４５分，一个让飞龙员工震惊的消息，从香港传到沈阳飞龙公司的总部。消息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伟刚刚在香港宣布，飞龙公司已经放弃了在香港上市的一切努力。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４月２８日就是最后一次延期是下午４点半，当时因为这段时间，我就亲自上阵了。我借了沈阳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就是叫沈港有限公司，我用他副总的办公室，因为他里面的电话，传真都很全，他副总叫我撵跑了，我说你上一边去吧，这办公室暂时归我１０天，我在那个地方跟券商反复谈啊，谈定价什么的，没有办法，我自己得上，到最后，最后就还剩３０分钟，３０分钟我就给承销商打电话了。就是我放弃上市，我推迟上市。
价格很低，那个时候上市低到４．２倍左右了。
市盈率只有４．２倍的发行价，这实在让姜伟难以接受。于是，他放弃了。在姜伟的脑海中，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痛苦，痛苦，痛苦，不光我痛苦，连我的承销商都痛苦，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
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东北大汉，面对一张张传真使用了“害怕”一词，这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如果要知道，当年的香港联交所在审核飞龙公司上市资格的半年时间里，一共向飞龙提出过２８００多个问题，或许这也就不难体会姜伟当时的心境了。
因为他问二千多个问题不是一次问的，一次问三十多个。
因为香港的这个联交所，它对上市公司的审查，实际上对上市公司所有问题的解剖过程。因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是你用语言和文字来回答的，用语言文字回答无效。他提的所有问题都要提供证据，提供原始的资料，提供你当时的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需要三方律师签字，那就是承销商的律师，企业的律师。因为企业当时，当时香港还属于英国嘛，那么就是英国的律师和中国的律师，三个律师签字。
姜伟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式，为了应付这些问题，他几乎中断了所有的日常工作。
十年前
这既是一次姜伟的家宴，也是一次飞龙的庆典。１９９１年的这一天，姜伟辞去沈阳一家药品研究所药剂师的职务，同他母亲一起组建了飞龙公司。
踌躇满志的姜伟，从此缔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他看准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空白，使飞龙公司的第一代主打产品——延生护保液，一举红透了大江南北。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的４年之间，公司销售总额达到了２０亿元，实现利润４．２亿元人民币。
这位是姜伟的老姨，曾经是沈阳一家国营企业的财务科长，她在飞龙公司鼎盛时期被姜传请进了飞龙公司。因为她是姜伟的老姨，所以在飞龙公司没有人称呼她的名字，统称为老姨。
沈阳飞龙集团财务科科长老姨
当时我来以后就发现，发现在管理上，你比如说商品管理上，应收账款的管理上，费用审核上，光靠老板一支笔，财务费用审核没有专人搞这个东西。因为迅速膨胀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乱事，原来卖钱卖得也少，人员也少，用不着这么复杂，设这么多人。但是后来迅速膨胀以后，没有这些人不行，干不了。
老姨的话，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大了，姜伟一个人管不过来了。
当时就是财务所有的事务太多了，销售票子，费用票子，那就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搞上市的时候，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是飞龙公司档案室内的一幅照片。在申请上市的日子里，公司财务人员打着点滴加班加点整理着飞龙公司的账目。尽管如此，负责飞龙上市财务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认为飞龙公司不能有效地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