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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把上述论证应用于更重要的一类物品，即任何人在市场上购得的各种物品。他在这里也没有直接衡量边际效用。他举例说：“拿走一件上衣减少了所有者的享乐，这不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或是没有这件上衣所带来的，而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时所带来的享乐量，同由于替代它（替代品可能完全有用，也可能不完全有用）所必然受到的损失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克拉克的作法比坚持直接衡量边际效用的作法要好，他没有图方便而引进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损失法”，不过，与此同时，考虑到替代品的不完善性，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他的思想，即任何物品的边际效用应以个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来衡量，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必定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相反。
Ⅴ
克拉克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哲学：新经济学原理》。本书的一章就是他1877年的论文（没有实质性修改）；他还收进了187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反映了他早期对价值和效用的部分看法，但作了较多的改动和调整。亚当斯在评论该书时指出了克拉克和杰文斯的相似。他说：“对熟悉杰文斯教授的人来说，这一章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赞成杰文斯教授的人还为他的观点再次变得引人瞩目而感到高兴。”亚当斯的说法无疑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他在再版前言中用了大半篇幅否认他依从于杰文斯的任何说法，坚持认为他的思想的独立性。
克拉克说：“我同意一个善意评论所提出的看法，即本书第5章提出的价值理论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有一定关系。但我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前独立地得出的，我的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相一致：即在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一般要素上，以及把效用作为心理测定的对象上。在更特殊的各点上，我的理论同他的理论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未加改动地予以发表。该理论（我仍坚信那是我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于：价值在其各种形式上同效用尺度相一致；绝对效用与有效效用的区分；分析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市场估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克拉克在1927年给迈亚基马教授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边际效用观点和杰文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在克拉克看来，杰文斯设想的是：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的“最后的”或“最终的”增量，就是在价值判断中要估价的量。相反，克拉克想象的是，某物品的全部数量已在某人掌握之中，个人必须依据为了替代他供给的任何部分所缺乏东西来估价其价值。不过这两种估价过程（一个是个人已经获得他的物品储量，另一个是个人预期获得某种物品储量）之间的差别对结果显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克拉克同意这一点。他在结束对自己理论的描述时说：“它等于是一种最后效用理论，不过形式有所不同。”
克拉克后来著作的一些征兆表明，他认为他的早期经济理论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理论的区别比实际的差别还要多些。他为此所作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确实没有认真阅读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书，即使在他知道了他的著作同他们的著作相类似以后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能说明这一点的间接证据是，克拉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根本未提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除了否认他在1881年前已读过他们的书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了解他的人指出，由于合乎情理的理由，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读。约翰逊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能用于研究的一些时间多半用在解释具体事实和加工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吉丁斯教授一次告诉我，翻译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时，起初想让克拉克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的著作同克拉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相似的。但这没有办到。克拉克若干年后才读了这些著作，而且对他的立场和奥地利学派的立场的差别并不很感兴趣。”克拉克的力量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显然也没有从其他经济学作者的著作中受益或受到鼓励。他的这种个性支持了下述说法：当他刚开始写效用和价值问题时，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确实毫无所知。
从《财富的哲学》再版到1892年，克拉克没有再回到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期间边际效用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克拉克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论边际效用，因为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评论马歇尔《原理》的文章，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次也没有把“效用”一词引进他的讨论。克拉克在后来若干年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增加了许多新的修正。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三章 威斯蒂德
Ⅰ
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Ⅱ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 Economic Cir…
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