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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沈丽站起来拉亮了灯。卢小龙问：“沈夏怎么不回来？”沈丽走到床边坐下，说：“他们视察团一起去吃饭了吧。”卢小龙问：“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沈丽说：“我不和他们一块行动，我又不是视察团的，我刚才自己随便吃了点面包和榨菜。”卢小龙问：“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沈丽说：“沈夏要和人一起去徐州市里转一转，他没来过徐州。”卢小龙问：“你来过吗？”沈丽说：“我也没来过。”卢小龙说：“你为什么不去转？”沈丽想了一下：“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卢小龙问：“怎么了？是中暑了吗？”沈丽垂下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轻声说道：“我来例假了。”两个人又相互凝视着。
沈丽能够这样说话，无疑表明他们曾经有过极为特殊的关系。想到沈丽曾经是多么矜持和骄傲的女性，现在仍这样随和地和他坐着说话，给他拧自己的毛巾，确实是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正是从这一刻起，他觉出屋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两年来的隔膜与生疏似乎消融了许多，他的隐隐有些敌意的矜持也在渐渐消融。对方是一个自己曾十分熟悉的女子，他甚至能够用比较坦然的目光打量对方的身体。透过这条裙子，他凭着记忆想象出了整个身体的形状与质地，这不能不给他带来一种男人的刺激。沈丽刚才说起来例假的那种声音，让他感到她是一个曾经被自己照顾过的女孩。不过，这一切都还不能使他从自尊的矜持中完全摆脱出来，他还是比较生硬地坐在沈丽对面。他虽然知道从相貌上看沈丽显得比自己年轻，然而，他却拿不出一个大男人的样子来对待沈丽，他没有力量表示对沈丽的关心和爱抚。
又过了一会儿，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卢小龙以为是沈夏回来了，便做好了撤退的准备。脚步声从门前走过了，不是沈夏，然而，他还是准备走了。沈丽没有硬留他，站起来送他，一直走到招待所一楼的大门。卢小龙让她留步，她却又将卢小龙送出了院子。已经到了马路上了，卢小龙说：“你回去吧。”沈丽却说：“我想走两步。”卢小龙看着她，她也看着卢小龙，两个人就在街上缓缓地走了一段。稀薄的路灯照着单调的马路，有些无关紧要的人在身边走过，他们却如走在无人的路上。终于，卢小龙站住了，说道：“我还是送你回招待所吧。”沈丽说：“那样送来送去，就没完了。”卢小龙说：“把你送回去，我才放心。”
沈丽在朦胧的路灯中看了他一眼，没有争辩，顺从地转回身来，两个人又款款地往回走。
眼看招待所院门口就在前面不远了，两个人走得尤其慢了。明明他们的事情可以由他们随心所欲而定，然而他们却都知道，再走回到招待所门口，就是他们必然要分手的时刻，无论他们怎样想再多说一会儿话，都没有理由了。这段路再有弹性，也很难拉得更长了，他们终于走完了。沈丽站在院门口，卢小龙站在她面前。沈丽说：“你什么时候回北京，一定要来找我。”卢小龙点点头，说：“好。”沈丽凄凉地一笑，目光有些恍惚，她说：“你会来找我吗？”卢小龙说：“不知道。”沈丽扬起了脸，泪水从眼睛里流了下来。卢小龙说：“咱们会有机会见面的，今天不就见了吗？”沈丽听任眼泪在脸上流淌着，摇了摇头，说：“你走吧，我不送你了。”卢小龙站在那里说：“你上楼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上去。”沈丽闭着眼摇了摇头，说：“你快走。”卢小龙固执地站在那里，看着沈丽，说：“我要看着你上楼。”
眼泪更加连贯地从沈丽的眼里溢出，她闭紧眼睛晃了一下头，抖落眼泪，扭转身快步走上楼门前的台阶。卢小龙失声喊道：“沈丽！”沈丽头也不回地进了楼门，跑上了楼梯。
第九十三章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１月１１日上午，北清大学依然按原计划召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1」的万人大会。大会一散，马胜利臂上戴着大会纠察的红袖章，抡着胳膊在校园里大步走着。在１月的寒冬里，北清大学似乎重新焕发出了革命的青春，满校园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大标语，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政治上的风云突变给北清大学带来了战斗气氛，也给马胜利带来了生气。
散会的人群吵吵嚷嚷，议论的都是与大会无关的话题，马胜利像狼犬一样在人群中穿行着，捕捉到又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他绝不左顾右盼，却对周围高高低低的议论都十分注意，寒冷的西北风在校园里游游荡荡，没有贴严的大字报纸哗哗作响，人们都在议论一件与大字报无关的事情。他来到校党委办公室，汪伦依然一身军装，十分魁梧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沙发上，他现在以北清大学校党委书记的身份领导着这个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轮又一轮新高潮的策源地。汪伦身边来往和簇拥着各种各样的人，听他一一分派着工作。
马胜利一推门，汪伦就注意到了他，然而，汪伦却继续忙着和左右的人说话，指点着向他请示的文件。人们像走马灯一样轮番凑到他跟前，俯下身汇报着情况，他肥大舒展地伸长两条腿，做出一条条三言两语的指示。有人俯身站在他身边请示的回合多了一些，他便向空中一摆手，说：“原则我已经讲了，具体细则你们自己去把握。”肥大的手又落在沙发上，敲得弹簧嘣嘣响。当唯唯诺诺的请示者还没有问明白，继续俯身凑在那里时，他便不耐烦地说道：“不光是你这一件事，还有其他事，去吧。”当这个请示者疑疑惑惑地弯腰退下来时，早有人又挨了上去。汪伦仰靠在沙发上，两臂八字张开，仰着宽广的面孔，对一个新的汇报者蹙着眉略听一二，便三言两语地下了指示。对方哈着腰再求甚解时，他照例是向空中摆一下手，手随即肥重地落在弹簧饱满的沙发上，算是做完了指示。
马胜利站在人群后面耐心等待着，旧的人逐渐去了，新的人又围了上来，办公室的门不停地开关着，进进出出的人流都疾步匆匆。马胜利在一张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坐下，终于等到人稀少了，汪伦对他招了一下手，他走过去，汪伦又将身边三四个请示工作的人打发完，扫视了一下已经空荡的办公室，对站在面前的马胜利说：“你文化大革命初期做过什么事情？”马胜利一听问话的口气，便全身神经绷紧了。他问：“汪书记，您具体问的什么？”
汪伦用两手撑了撑高大肥壮的身躯，在沙发上仰坐得更舒服，然后面无表情地打量着马胜利，说：“你自己不知道？”马胜利诚惶诚恐地回答：“不知道。”汪伦转过目光，拿起身边的报纸翻看了两下，又撂下，显得不耐烦地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你是不是去北清中学打人了？”马胜利立刻知道了事由，他早就听说北清中学米娜等教师提出要追究打死贾昆的凶手，他便将早已准备好的说法拿了出来。他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北清中学的学生游斗一个有流氓作风的男老师，叫贾昆，学生们可能动手打了他，我正好路过母校，顺便看了看。中学生把那个叫贾昆的流氓老师游街游到日月坛公园批斗，我帮他们维持了一下秩序，后来因为下大雨，人们就都跑散了，跑散之前那个贾昆还好好的，后来听说死在喷水池里了。中学生打那几下肯定打不死一个人，估计是他自己趴在喷水池的水里自杀的。”
马胜利字斟句酌地讲述完了，汪伦早已摊开一张报纸随随便便地浏览着，两条腿八字张开，显得旁若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