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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将堀江奉若神明的大众媒体，却一致调转枪口，争做“倒堀江派”的急先锋，同时痛批小泉首相极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构改革运动，因为，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在得知活力门公司于正常股票交易时间外购入日本放送公司35％的股份时，我马上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41条的交易行为提出了质疑。当然，深知一旦这一行为得到政府默许，任何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专家”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但却没有人站出来遏止这一行为。
富士电视台的风波刚刚平息，堀江马上就声称要将自己持有的4000万股价值1428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股票全部抛出套现，开始他的太空旅行计划。看到这一情况，我就作出了“看来堀江这回算是步入穷途末路了”的判断。
“堀江现象”的启示（2）
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迄今为止，我与全世界数百位企业经营者打过交道，对他们必须时刻面对风险与竞争，难以得到片刻闲暇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深感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如此的重压的。更何况活力门表面上是一家网络公司，实际上却从事着庞大的资本并购，而涉足这一与IT产业毫无关联的领域，就必须拼命地到处收购那些非一流的公司，采用圈地的方式不断扩张企业规模以抬高公司股价，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在这一过程中，稍有松懈就会导致公司的市值暴跌。在我个人看来，不断重复着这种如同走钢丝般的经营方式的堀江或许觉得，与其在终日的患得患失中饱受煎熬，不如在现钱落袋后立刻“斩仓离场”更为明智。而事实上，有着如此想法的经营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风险与竞争的重压的。
也许，堀江若能早日撤出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电视演员。说到底，他还不是值得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46年8月，是日本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其会员多为对日本经济有影响的大企业，其会长素有“财界总理”之称。——编者注三顾茅庐邀请加入的人才。
如果活力门公司真的像安然或世通公司那样涉及企业犯罪，那对堀江就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可言，其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全部加以偿还。
总之，堀江现象不过是特定时代的昙花一现罢了，他的倏忽起落甚至称不上“顺应时代潮流”。我认为，对于堀江现象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中有益的因素也应加以肯定。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
“以下犯上”的时代（1）
人气日渐低迷的职业棒球联赛在黔驴技穷之际，组委会召集各球会主席商讨两大联赛合并计划，而堀江贵文就在此时突然现身。
在正式场合以休闲T恤示人，张口闭口“不应受人驱使”、“金钱万能”，所领导的活力门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是让人无从知晓……这个颇为神秘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人们惊异的目光，大众媒体因之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初这种兴趣绝非出自好意。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人们对堀江抱有的反感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起西装革履、在摄像机前只会讲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的旧秩序的维护者们，于电视节目上大言不惭地宣扬“我的资产是渡边恒雄渡边恒雄：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读卖巨人棒球队董事长。——译者注的100倍”的堀江，在如今的时代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易赢得大多数日本人的好感。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
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这一点，早已在体育竞技与艺术领域得到了印证，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天才们不断以他们的成绩或作品感动着整个世界。但是，体育竞技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制约，而艺术与音乐作品也较容易辨别真伪。本来，如果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话，其性质应该与体育竞技和艺术同样简单，但无论审计协会、企业董事联合会、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日本证监会，其状态在现阶段都只能说是“身处云雾之中”，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例如，堀江买入日本放送的股份及此后收购富士电视台的“战役”，向公众展示了即使公司的规模与地区级的超级市场差不多，只要能够使市盈率达到此前的50倍乃至100倍，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700亿日元的现金也是易如反掌的。我曾在拙著《新？资本论》中论述过这种“倍率经济”的威力。
堀江这一连串的“战役”反复在电视新闻及评论节目中播放，使得家庭主妇也对TOB（股票公开收购）、MBO（管理层收购）这种经济学的专业词汇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激起大众对股市高度关注的同时，无疑又催生出众多的个人投资者。
除了堀江以外，创立乐天公司的三木谷浩史、成立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等“六本木新城一族”六本木新城，东京旧城改造的典范，东京新兴高档消费区，六本木新城一族，即指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编者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和在幕府统治末期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打破旧体制、点燃明治维新导火索的倒幕志士们无疑是相似的，故此，说他们勇于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似乎并不为过。
事实上，堀江贵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前辈、同行孙正义比做壮志未酬的坂本龙马，而把自己喻为曾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藤博文。然而遗憾的是，有关他自己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让我说的话，他也是另一个坂本龙马。
巧合的是，我的确曾于堀江被捕之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包括堀江在内的“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命运是否会重蹈曾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先驱但却无法看到维新运动胜利的坂本龙马的覆辙。
最终的结局是，堀江被捕；三木谷难抵TBS等经济实体的诱惑，投入1100亿日元的资金却难以保证是否能够收回投资；村上在以溢价收购的方式得到了阪神电铁近50％的股份后，自身却缺乏经营能力，如不能适时脱身，必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以下犯上”的时代（2）
“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成功地撼动旧体制之后，他们的表演行将结束。我的预言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承继他们衣钵的又将是什么人？翻开历史书，我们会找到相似的先例。是的，在幕府体制被瓦解之后的日本，重新确立明治政府新秩序的是如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福泽渝吉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活力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创办的“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班曾以“想成为怎样的企业经营者”为题对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堀江这样的”。然而，现在堀江的神话已然破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堀江打破旧秩序的基础之上构建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的商务人士。
而这就是我专门写作此书论述“即战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