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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所实施的政策，并不切合国民的需求，但其实为国民谋福利才是政治的本质。换句话说，“小泉剧场”最欠缺的就是“从国民（指消费者与就业者）的角度思考一切改革，进而实现国民的梦想”的政治态度。尽管事实就摆在眼前，却无人疾呼：“喂，主要的剧情是不是‘只要改革，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啊？”
因为国民也认为“反正这种事也做不到”，所以即使觉得戏剧扫兴、冷场，还是十分赏脸地观赏着“绕道而行”的小泉政治戏剧，但是距离回过头来怒气冲冲地大骂“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的那个时刻，应该不远了。
“打地鼠式”改革（1）
那么，我们真的只是在浪费时间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小泉先生最大的功劳，就是证明了“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力，即便是顽固保守的战后政治体制也可以破坏”。姑且不论改革内容如何，这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
有人说小泉纯一郎是奇人，有人说小泉纯一郎是怪人，不管是奇人也好，是怪人也罢，总之，小泉纯一郎就像是为了要打倒持续270年之久的江户幕府而存在的浪人武士一般，他发挥了自己最大的功能。不过，小泉纯一郎及其一派人马所使用的手法，也像浪人们到了新的明治政府时代就无法产生作用一样，在新的日本社会中没有登场的机会。不，我认为不可以给他们登场的机会。
理由很简单，因为不好的制度不管怎么破坏，都不会自己长出好的东西来。
道路公团民营化之后，只是让原本腐朽的组织更为专横跋扈。今天的日本根本不需要道路公团。道路公团只是在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金钱的时代，为了“借助收费充实全国高速公路网”而设的有时限的组织，因此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就应该解散。把道路公团民营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关于邮政三事业（邮政业务、邮政储蓄、简易保险），在将邮政储蓄及简易保险废止之后，让邮局维持国营或转由民间经营都可以，但就是没有理由让三种事业全都民营化。首先，“民营化稀松平常”这一想法就是个最大的错误。小泉纯一郎也这么认为，可是当他针对“民营化”进行咨询的时候，端出民营化方案的委员会却只是敷衍了事。公务人员的定额裁减在5年之内要达到5％，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只是“自然瘦身”。
小泉改革其实就是修正（各政府机构）所提供劳务或产品的不合逻辑部分，做法是“修正看得见的地方”，也就是大玩“打地鼠”游戏，并且在“对活跃在某个舞台上的不良官吏加以惩罚”的表象之下，上演“惩恶扬善”的戏码。这种做法和什么是该做的，本质上完全扯不上关系，所以才会在有一派人士反对“打地鼠”的情况下，邮政民营化变成了一出耗资770亿日元的宏伟大戏。
事实上，现今的日本根本没有空闲去为喋喋不休的民营化话题劳民伤财，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排名世界第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物价虽然稍稍下降，却仍然很高不下。日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存款，但是这些热钱却不流入市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不相信政府。
我并不认为这些人都想抱着存款过日子，不过就算他们想用自己的钱享受人生，但是碍于对未来有一份不安，也只好把钱放着以壮胆，好让自己有备无患。而日本政府竟然把国民这些宝贵的金钱集中到几乎零利率的邮政储蓄或定期存款里，然后拼命地滥用这些钱。这种政府真的是可以下台了。
因此，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修正现象，而是修正原因，必须将病因连根拔除。
不是修正现象，而是修正原因
“不是修正现象，而应该修正原因的时刻来临了！”我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20年前的几本书里：《新·国富论》、《平成维新》、《平成维新PART2》、《新·大前研一报告》。在本书中，我则进一步加入了最近所分析的数据，希望全体日本国民产生共识：必须加速“治疗”日本政府。基于这个心愿，我铆足精神提笔完成了这本书。就算有人说“大前是个破鼓”，我也不在乎。因为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眼前，政府必须彻头彻尾大翻修，所以我不能假装没看见问题而睁眼说瞎话。
就算政府玩的是“打地鼠”的游戏，小泉先生也已经证明，从来不曾有过的大胆改革是可行的，这就是最新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小泉先生才得以搭建有国民支持的舞台。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更往前迈一步——“写一出从国民观点出发的剧本”。
日本如果能积极专心致力于建造“国民主权国家”，“就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生活成本”，这是我10年来一贯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没有看过我初期的著作吧！我当时认为“如果在2005年前，日本无法完成一连串的改革，那么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将陷入无法自行改革的状况”。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之后，日本人称所有的改革为“平成维新”。具体而言就是，不只是宪法，而是在各方面都制订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法律，让日本成为真正的“国民主权国家”。
“打地鼠式”改革（2）
0和“国民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是“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战后日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所构成的。因为所有的物质都不足，所以这是时代的需求。农林水产省只要能继续填饱国民的胃就没事。厚生省（卫生署与社会福利局）用的是医生的思考逻辑，文部省（教育部）宣扬教育人员的思考逻辑，只要他们可以提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政府部门也就算尽到了责任。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昭和时期，1926～1988年），这些提供者的逻辑很明显并没有实际地让国民感受到生活更充实、更富裕。虽然数字还算亮丽，但是比起先前，国民的生活质量偏低，甚至还停滞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原因是政府重视公共工程等产业基础、社会基础，更甚于国民的生活基础。也就是说提供者的逻辑行之过度了。就因为我掌握了这些“会说话的证据”，所以才急切呼吁政府要致力于建设“国民主权国家”的典范。
别自认是中产阶级
日本提倡“重视国民”始于1993年细川护熙组阁（第七十九任首相，民主党）的时候。但是这几个字终究只是政治口号，并没有看到有人从政策或立法上去真正地落实。
后来到了“失落的10年”，政府呼吁要“恢复经济”、“处理不良债权”，在牺牲国民福祉的“产业再生”宏旨下，执政者鲁莽地拼命冲，结果造就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债。
虽说从个人金融部门来看，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储蓄国，但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之下，政府其实是在从储户的户头里拿钱救济银行。公共工程少了财源，相关单位就打着“可以慢慢还钱”的幌子，胡乱核发房屋贷款，骗上班族买房子，让上班族协助政府应对不景气的经济。
结果，上班族的生活如何？土地、房子的价格一滑落，这些肩上扛着贷款的中年上班族随即陷入债务的旋涡里。银行公开表示要给予协助，可是却又提不出解救这些上班族摆脱噩梦的政策。这就是提供者逻辑僵化的日本现状。
最近，上班族因为担心被裁员，任由公司减薪、延长工作时间，生活备感艰辛。
靠着按时计薪、增加合同工、裁员的效果，公司的业绩的确恢复了，但是国民应得的报酬减少了。进入2005年之后，日本股价上扬、经济复苏，但是大多数国民，尤其是上班族，却一点实质的感受都没有。
钱理所当然都集中在退休者（老龄者）那里了。据统计，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家庭收入中扣除税金等非消费支出所剩的余额，也就是可以实际消费的金额。，比上班族还要多，因为他们把“退休金的30％都拿去储蓄”了。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现在的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因此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