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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
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儿童作家葛翠琳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葛翠琳同意。
林斤澜说，讨论作品，谈论艺术，他是有兴趣的。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有小仇大恨，有权欲和龌龊。他倒了胃口。“家里有事”，实是托辞。这一封信，勾起几多回忆，几多烦恼。二十来年雷电闪闪，明枪暗箭，生死悬一线，叫林斤澜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长草了，又像吃下个苍蝇，在肚子里嗡嗡飞撞，怎么吐也吐不出来，甚是难过。
我想，倘若不是林斤澜，换一个人，谁会放过田家呢？纵然私仇不报，那也得“帮助帮助”田秘书长啊，“知无不言”啊，田秘书长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啊。林斤澜却独坐家中，离开了“热火朝天”的“鸣放”生活。叫人好生费解。
哪知后来几天，却是“鸣放”的高潮。好多人就是这几天“帮党整风”，让他做了二十年的“人下人”！《北京市文联大事记》载，文联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文联机关职工总人数的17。4％；另外，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受其他处分的有9人。”林斤澜说，为了邀功请赏，田家反右极其积极，文联反右指标超额。邓友梅，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扎根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任团支部书记。他为创作到文联借屋爬格子，到了1958年，也给追加打成右派！怎么给外单位的人扣帽子呢？这就看田家的本领了。
到杨述家的四人之一“神童”刘绍棠，天真豪放，天之骄子，一心向党。他的胆实在是太大了，居然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时代性、年代性、时间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绍棠不是右派，那是“世上无道”了！之一从维熙，罪名主要是同刘绍棠“一唱一和”，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一邓友梅没有“鸣放”文章，没有发言，只是国民党旧时人员施白芜在会上问了一句：“共产党有陷阱否？”邓友梅答：“有。”他作为右派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么一个字！林斤澜说，他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有的当事人自己说起来似有出入。
林斤澜没有放炮田家，田家放过林斤澜了吗？没有。田家要扩大战绩，成立“林斤澜专案组”，《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杜印任组长。杜印们查来查去没有法子：“没有材料”——回忆记录里没有。杜印曾问过林斤澜这事，林斤澜对他说：“‘鸣放》时，我有时参加有时没参加。我向葛翠琳请过假。”——“帮党整风”是张“网”，会就是网，可林斤澜在家，不在网中。
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
在心中，田家还没有放过林斤澜。1958年3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有着北京文联秘书长、当家人身份的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田家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注意：沈从文那时就是“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老天喜欢开玩笑，一年多，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碰到更加高明、更加厉害的对手，被整死了。令人感慨良多、扼腕嗟叹。
“田家要把你打成右派，原因就是要扩大战绩吗？”我问。
林斤澜答道：
“还有就是文学上不跟他走，不喜欢他的文学主张。我是他文学上的异己分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家这时是个风派人物。他为什么对我同沈从文的关系那么熟悉？他和沈从文是老乡，他原来就是沈从文家的座上客！——田家是延安过来的人，据说原来是个不错的人，很有个性、很有原则，可他一直入不了党。原因是落后分子。他变成风派人物，与沈从文疏远，要扩大反右战绩，有一个很长的变化过程。”
听林斤澜的口气，似乎同情田家的可怜。
“你逃过一劫，自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你认为必然性是什么？”我问。
林斤澜答道：
“汪曾祺知道我平时关心政治，他倒淡漠，结果相反，他落网了。他的文章划我为‘漏网右派’，并说：‘是无天理’。可他不想想，我先前二十年，吃的苦头有多大。可以说，我出生入死过，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我比他更了解什么是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不在网中。而现场正热闹，网眼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凉快去了呢？这就与我的经历有关。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横着站’，鲁迅不断指名道姓，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理想上。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有人背受敌，有人腹背都受敌。我是‘横着站’。”
林斤澜几次同我说到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里头许多话是警钟。大约是这些话吧：“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的；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有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邓友梅在《漫说林斤澜》中说：
我定成右派，斤澜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在邓友梅另一篇《悼绍棠》的文章中，坦诚说自己曾上台“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也说，他曾揭发刘绍棠生活上的一些事。那么，林斤澜在整个运动中就没有揭发过人吗？林斤澜说：
“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可理解，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我编文集，不用蓄意剔除，是真的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