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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人家给你讲真话，你又说是假话。不给你说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气。
“好好好，真话，你说下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嘛，对我……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哎，哎！我告诉你，我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没有架子，不是装模做样的对下级拍肩膀那种……”
“说得好，说得好！”
“做一个朋友嘛，也还真诚。就这些。你从来还没有说过对我的印像呢。你也讲一讲。”
张敬怀也想了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冯怡马上纠正张敬怀：“不许你叫我’ 女孩子‘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么吧。你性格开朗，渴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 鉴定‘ 语言，要讲直感。”
“你也是满满可爱的咧。”
“感谢你说我’ 可爱‘ ，可是在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有没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已经猜到了：有人讨厌你。可能认为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时太露锋芒，对领导不会唯唯诺诺，也就是’ 不听话‘。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说你讨厌。
这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有缺点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次日，单主任带着车来接他。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出来站在大门口给张敬怀送行，唯独不见了冯怡。她出了什么事呀？张敬怀叫护士去找，过了半天冯怡才从她住的房间出来。眼睛红红的，一面强装笑容，一面笑着说：“我害眼病了。”
张敬怀不觉心中一阵颤抖：“这个女孩子呀！”
第七章 官复原职
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 保皇派‘ ，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mpanel（1）；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单主任说：“我就去找组织部，让他们急事快办。”
五天之后，卜奎就回来向张敬怀报到了。见了张敬怀，二话没说，因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劫后余生呀！
张敬怀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过了片刻，两人让心态平静了一下才开始说话。
张敬怀首先说：“关于我的事，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打量着十年没见的卜奎，除了脸色变得黝黑，有点消瘦外，看不出有多大变化，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我一直蹲班房，不知道你在哪里。”
卜奎说：“在乡下当农民呗。我本来是农民，又让当农民，反朴归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
“那好，那好，就应当这么想。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也有好多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