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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药》。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一眼看去，就是他固有的风格。在极为肃杀的清明时分，乌鸦在叫着。坟、老人、枯草、老树、乌鸦，构成了一幅死寂的画面。小说自始至终是压抑的，可是结尾的一声乌鸦之鸣，却驱走了岑寂，让人感到了悲伤之后的孤愤、惊叹，觉出死亡之外的活的灵魂，以及那些不再安定的夜游魂的痕迹：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作品，是让读者长叹不已的。不管作品在这里隐喻了什么，它所达到的审美效应是强烈的。我们在这里苯听到了恶鸟的叫声，一个贫瘠的世界忽地不那么单调了。
侠骨柔情
■ 陈 彤
一直以为只有在好莱坞大片里才能见到这样的男人——无可挑剔的教育背景、高大俊朗的身体外形、既精通科研又善于运动，而且，相对于他的经历而言，他还那么年轻——青藏高原四年，北极两年，南极四年，他用十年时间达到了许多人梦想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之后他忽然一个转身~1997年他去做了一本杂志的主编，从接手时的两万多册，到如今3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在台湾发行的繁体字版8万册和打进日本市场的日文版5万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杂志的人，一个第一次写稿被编辑改得没有剩下几个字的人，却成功地做成了一本杂志——《中国国家地理》，从1998年1月改版伊始计算，第二年该刊就推出了日文版，接着是影视版和少年版相继问世，去年英文版发行，在传媒界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许多优秀刊物梦寐以求努力多年的目标——“走向世界”，就这样被他轻松实现——他的《中国国家地理》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打进国际市场的杂志一一但是，他说当他的杂志发行超过100万的时候，他就去开一个茶馆酒吧或者书店——他认为那是一个男人四十岁以后该做的事——看看书，聊聊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不是挺好吗？
他的儿子今年14岁，在很好的中学读收；他的妻子比他低一年级，一毕业就嫁给了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他的生活既传奇又完美，如果一部电影以他为主角，那一定该是个《侠骨柔情》的故事——确实，初次见面的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男人，斯文优雅、风度翩翩、喜欢在上岛咖啡点卡普其诺的男人，曾经长年出没于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他所从事的科学考察既不浪漫又充满艰苦和危险——确实，他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范围——这个在都市中开着一尘不染的帕萨特的男人，怎么可能骑着山地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从山底一直骑到山顶，再从山顶一直骑到山底？这个能用中文英文同时写利，学论文的年轻学者怎么可能像个运动天才一样骑马打球溜冰跳远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从一个年轻男人的虚荣心讲起
他，一米八○的个子，英俊挺拔，温文尔雅，年轻的父亲，成功的丈夫，主办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相识满天下，似乎一切都完美无缺——如果说有什么与他的这一切不太匹配，那可能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太普通了，甚至有点土——李栓科。
“父母给起的，他们很普通，在西北做老师，一个教中学，一个教小学，那种老师和大城市的不一样，什么都教，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教。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吗？有点像。我们家兄弟六个，我行四，父母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们希望我拴住科学，所以就给我起名‘栓科’，结果被科学院拴住了。”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平和，并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他没有都市新贵的“坏”毛病——他不傲慢，但是，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那种骄傲是骨子里的。
“你小时候的生活一定很苦吧？在西北，黄土高原，而且家里孩子又多？”
出乎意料，李栓科说没有觉得苦——“我一直很幸运很顺利，在家里，父母最宠我，在学校，老师最宠我，我一直在别人的鼓励声中长大，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以年生人，16岁上了大学，我们那一代很多人都是16岁上大学，因为学制短，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我六岁上学，所以到我大学毕业，我才20岁，直接上了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那真是一个学术大家，精通六七门外语，可以与国际专家直接进行学术探讨。我真的很顺，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父母从小疼爱我，好老师、好大学，毕业以后去了科学院地理所，接触了好的研究课题，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在别人还在为最基本的事情焦急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最高点。”
确实，翻翻李栓科的工作简历，你会发现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破格”——1993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1995年任首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在科学院，研究员是职称序列里的最高级了，那年他32岁——许多人工作一辈子，到退休可能还只是一个副研究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栓科确实幸运得要死要活；但是，这不等于一切都是天上掉的馅饼——换做其他的人，未必觉得这是幸运，甚至会认为这是自己拿青春和生命换来的——你愿意把新婚的妻子丢在家里，长年工作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吗？你愿意在孩子抱着你的腿央求你“爸爸别走”的哭声中，背起包离开文明世界长达一年半吗？你愿意十年的时间趴冰卧雪稍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吗？不是没有遇过险——太多了，在西藏与狼群对峙整整一月，那有多少狼晒？不知道！黑夜中野兽的眼睛像坟场的鬼火，远远近近阴森恐怖；在北极，一步踏进冰窟窿里，水温是零下二十几度，浮冰还在不停地移动着。如果不马上爬上来，冰缝很快就会合上，再无逃生机会，幸亏他手脚利索，如果基尼斯有脱光自己的比赛，估计那次遇险李栓科就破了纪录——他以最快速度扒光了身上所有衣物——防寒服灌进去水，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他就这么爬了出来；还有南极，那种寂寞是可以杀人的一许多人眨着羡慕的眼睛盯着李栓科以无比崇拜的口吻说：在南极能看到企鹅吧？太浪漫了。李栓科还真有过一次看企鹅的经历——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离科考站最近的企鹅繁殖地至少有30多公里，按照纪律根本不允许擅自走那么远——假如掉到冰缝里怎么办？但是李栓科去了，他悄悄地计算好行程，独自来回走了60多公里，用了13小时，只为了匆匆看一眼企鹅——他必须尽快赶回基地，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的“违章行为”。
有一次，李栓科接受一个报社记者的采访，像这种采访，他接受过太多了——记者问他：南北极、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三极，你是为梦想而去的吗？
李栓科说：这就跟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看见农民种地蛮好玩，但是对于农民而言，那是一种无奈的依附。科学考察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地从事它、深入进去之后，浪漫的色彩很快就会褪掉。
那么浪漫色彩褪掉以后怎么样呢？有许多人，也从事类似的工作，最初也是充满激情和梦想，但是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