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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
末世歌者
■ 蒋乐仪
一
秋天总是容易使人怀想。在浩荡清爽的秋风里，我来到了旧时称作嘉应州的梅州，来到了黄遵宪的故居“入境庐”。
时光是一条急遽的河流，只要一涉足它的波涛，就会被它紧紧挟裹住，被它那无声而巨大的力量席卷而去。在它奔腾了一百多年之后，当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时，还有多少人记得起黄遵宪，记得那个瘦弱多病、佝偻腰身的老头儿，记得起那个末世的清醒而悲愤的歌者？
有一个人记住了他。
公元2003年6月底，离黄遵宪病故整整98年后，共和国第6任总理温家宝来到香港。在港期间，面对众多热情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温总理两次一宇一句、动情地背诵起黄遵宪写给好友梁启超的那首诗——《赠梁任父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字字血泪、声声呜咽、激愤悲凉、荡气回肠的诗，使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温总理充满深情地说：“我不多加解释，只把最后两句说一下，就作为我的祝愿，让我们同胞们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我们香港，热爱祖国吧！以精卫填海之心去建设香港，去建设祖国吧！”
黄遵宪当年途经香港时，香港是英国侵略者的殖民地。他在另一首《到香港诗》中沉痛地说：“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宫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那时的他，只能在他人的屋檐下，破帽遮颜，满腔屈辱地呐喊出悲愤的心声。而此刻，当温总理在灿烂的阳光下吟诵起他的诗时，香港已回归祖国6周年。九泉之下若有知，黄遵宪当感慨泣下，倍觉欣慰。
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霜，隔着百余年的时空，黄遵宪唱出的沉郁悲痛的歌，终于得到了回应，尽管这暴风雨般的掌声，迟来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二
在时光的急流中，“人境庐”像一座岛屿，尽管它的植被和泥土被冲刷得面目全非，但是，岩层仍在，基石仍在，那错落有致的屋宇，就像巨大岩石的骨骼，顽强地挺立在时光的激流之中。
在这里，黄遵宪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7年，留下了11卷厚厚的《入境庐诗草》。
明亮辽阔的秋阳，涂抹着白墙黑瓦的“人境庐”，给人一种世外桃源、恍如隔世之感。取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的“人境庐”，是黄遵宪于1884年自己设计建造起来的。缓步登上阁顶天台，手搭凉棚凭栏远眺，只见小溪流与梅江河交汇处，浅浅的河水在阳光下变得白晃晃一片，如一张飘舞的绸缎。庭院不大，但布局精巧，设计别致，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和日本东洋建筑风格。整个建筑由厅堂、七字廊、五步楼、无壁楼、十步阁、卧虹榭、息亭、鱼池、假山、花圃等组成。曲径回栏，花木掩映，景致清雅宜人。
尽管时节已是秋季；但庭内园圃仍然花木茂盛，欣欣向荣。其中的夜合花，传说是由黄遵宪亲手栽种。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了的音乐，那么，那些门楣上由黄遵宪当年自己撰写的联语，则是飞扬飘荡的音符。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嵌楼阁名的题联：
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
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长江。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磊落襟怀、高雅情操勾勒得栩栩如生。
我以为，建筑的审美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物体本身，更主要表现在它的精神层面上。精神是建筑的魂魄，呐涵愈深刻，其外在的形体也就越具有审美价值，正是精神的不朽，使得建筑得以穿越时空而不朽。
三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生于 1848年，卒于1905年。由于在英国时不幸染上肺病，他只活了57岁。
我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三个时期，即求学、出仕、赋闲。
人的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总的来说，是短暂。
海风夹杂着碎浪，一阵阵地扑打着船舷，四处飞溅的苦涩的腥沫，直蹿入每个人的肺腑。铅云低垂，暮色正降临到茫茫海面上，蒸汽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海安号”兵轮离开上海港口，缓慢地驶向黑暗的大海深处。
1877年11月26日（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29岁的举人黄遵宪在同乡先辈何如璋的举荐下，担任清王朝驻日参赞，随从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旧本，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仕途生涯。这其中，他有12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先后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足迹遍及全世界。
黄遵宪生活的年代，正是“西力东渐”之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浑然不知世界变化，不知与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步伐，封建统治的残酷无度，又大大激化了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这双重危机的日益加深，使中国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已到了气息奄奄、末日临头的时候。
末世景象，一片苍茫。
西方列列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中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黄遵宪就是其中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之一。长期的外交生涯，使得他有机会直接考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广泛地接触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也使得他能够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不抱残守缺、麻木不仁，能够理智而清醒面对世界。
驻日期间，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黄遵宪主动结交日本朋友，苦学日文，搜集资料，开始撰写《日本杂事诗》和警醒国人的《日本国志》。 1882年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已“甫成稿本”。1885年秋，他由美国请假回国，在故乡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两年之后，终于定稿。
40卷、约50余万字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它全面、详实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是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一。在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意识支配下，黄遵宪对同胞大声疾呼：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必须进行深刻的认识，在对日外交上必须采取强硬政策，要趁“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否则，“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
《日本国志》写就后，黄遵宪曾将该书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重视。遗憾的是，该书却被束之高阁。高层决策者仅仅只欣赏他的才华，而对书中的真知灼见视而不见。直到5年以后，甲午之战惨败，朝野上下才突然想起《日本国志》一书，才突然想起了黄遵宪，然而此时，为时已晚。梁启超曾感叹道：如果中国朝野早就注意这部书，甲午之战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有时候，一个意外的小疏忽，会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灾难；有时候，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会把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