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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飞着鹅毛大雪，我也感到惬意。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他们一个感到惊讶，另一个因为我不喜欢矿工这个活而感到难过。还有卡洛利，他听说后，竟说我是胆小鬼。
跟工程师讲的时候，我可不能说自己不愿意干井下的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让我再回到井下去，他已答应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个职位，而且如果我愿意认真地跟他学，他还可以教我。我想，最好还是将真情全部告诉他，我也就这样做了。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过奔走江湖的生活了。”他说，“你喜欢流浪和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挠你。我的孩子，按照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去吧。”
我的的确确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我从来没有象被关闭在工作面里的时候那样，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如此深的向往和如此真切的体会。在那个叫作工作面的鬼地方，如果你象自己所习惯的那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去那就去哪，那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你带来极可怕的惩罚的。
在人们试图把我留在瓦尔斯的时候，马西亚显得心事重重。我曾问过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当我告诉他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出发时。他才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了使他忧伤的原因。
“那么你不会抛弃我了！”他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话，我使劲地擂了他一拳，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他竟敢怀疑我，同样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他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以后，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这是纯粹出自友谊而不是出自私心才激发出来的叫声。马西亚用不着靠我生活，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谋生。
说实在的，他所具有的谋生的各种天赋，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和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哩。首先，演奏这样多的乐器、唱歌、跳舞、扮演各种角色，他都远比我有才能；其次，他比我更善于促使维泰利斯称之为“贵宾”的人们把手伸进他们的钱袋。他只要用他的微笑，用他的温柔的眼睛，用他的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面容，就能打动哪怕是最吝啬的人的心肠；他用不着乞求，就能打开人们的哀矜之心，因为人们都很乐意能让他高兴。这完全是真的，在我做推车工的时候，他和卡比在短短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里，就积聚了十八个法郎，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我们的钱包里本来存有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现在加上马西亚挣得的十八个，就有了一百四十六个。这样，买一头王子的奶牛就只差四个法郎了。
尽管我不愿意在矿井干活，但是，离开瓦尔斯却使我伤心，因为我必须和亚历克西、加斯巴尔大叔还有老夫子分手，我是命中注定要和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离别的。
往前走！
肩上挎着竖琴，背上背着小包儿，我们带着卡比一起重新走上了大道，十比高兴得不时在尘土里打几个滚。
当我们出了瓦尔斯城，双脚拍打着路面发出噼啪噼啪响声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心里有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这种脚步的响声和走在巷道里的稀温得如同烂泥一样的煤屑上的响声，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好的太阳，多美的树林啊！
在出发之前，我和马西亚长时间地讨论了我们的路线，我早已教会了他看地图的方法，现在，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把用腿在路上走的途程看成比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的距离要远了。我们在认真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直接从瓦尔斯奔于塞尔再去夏凡侬；我们将取道克莱蒙①，因为这样走的话，路程并不远多少，但在眼下各种疾病的发病季节里，走这条须要经过圣奈克戴尔②、蒙多尔③、罗伊亚④、拉布尔布尔⑤等温泉城镇的路线，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当推车工的时候，马西亚在巡回演出中碰到过一个曾去过这些城镇的耍熊把戏的人，他说那里可以挣钱。马西亚认为一百五十法郎要买头奶牛有可能还不够，他很想还多挣点。我们挣钱愈多，买的奶牛就愈漂亮，巴伯兰妈就愈高兴，我们也会愈感到幸福。
① 克莱蒙：法国南部多姆山省首府，位于中央高原北部，其西为多姆山。
②③④⑤ 均为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镇，以温泉著称。
就这样，我们便向克莱蒙走去。
在从巴黎到瓦尔斯的途中，我已经给马西亚上过课，教他读书识字，也教他音乐的基本原理；从瓦尔斯到克莱蒙，我继续给他上课。
要么我是个不高明的先生，这是很可能的；要么马西亚是个不长进的学生，这同样也是可能的。我发现他对读书识字还是那副老样子，显得又慢又吃力，关于他的这个弱点，我记得我是早已说过了的。
尽管马西亚有时也全神贯注地把眼睛盯在书本上不放，其实他是在白费功夫，因为他读着的全是书本上或者课文中的那些同他的想象力一拍即合的、带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
我有时很不耐烦，敲打着书本恼怒地叫了起来，说他的脑袋肯定是个木头疙瘩。
他并不发怒，只用温柔的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我。
“确实，我的脑袋只有在被打的时候才听使唤。”他说，“伽罗福里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诀窍。”
他这么一说，我哪里还发得起火来呢？我笑了笑，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但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不但没有出现过这些麻烦，而且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学生就在理解能力方面显示出他的惊人之处，这也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他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以致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常常使我惊讶不止。惊讶之后，我感到很窘，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我承认，音乐课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恼火，我是问心无愧地尽了教师的职责的，但当我回答不上我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我又觉得丢脸，认为他简直有点故意在我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我的这个学生偏偏一刻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
“为什么人们不用相同的谱号写曲子？”
“为什么在曲调上升时用升音符号，下降时用降音符号？”
“为什么一首乐曲的开头小节和结尾小节总是没有固定的节拍数？”
“为什么给小提琴的弦定音时只用这几个音符而不见其它的？”
对这最后一个属于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我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回答，我说小提琴不是我演奏的乐器，对该用怎样音符或不该用怎样音符来定音，我从来也没留意过。马西亚的嘴被我堵上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是我的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对回答象关于固定节拍数和降调之类的问题，就不能说也是管用的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十分简单的乐理问题，我是教音乐的，是视唱老师，是应该能作出回答的，否则就必然要失去威信和信任；说句大实话，这种必然性，我是已经有点察觉出来了，但我偏偏死爱着面子。
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我只好学加斯巴尔大叔的样来摆脱窘境了。我问过加斯巴尔大叔，地下的煤是什么？他当时用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我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
谁说我没有本事来回答马西亚的问题？我用一点也不比加斯巴尔逊色的、同样也是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他说：
“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定律。”
在马西亚的天性里，他是从来也不会对定律、规则之类的东西作出反抗的，因此在遇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时，他只是张着嘴，睁着两只大眼睛，用一种能使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神态看着我。
在我们离开瓦尔斯三天以后，当他向我提出一个正好又是这样的问题时，我不是用“不知道”来回答他的“为什么”，而是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因为就是这样”。
于是，他似乎有了什么心事，整整一天，我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爱说爱笑的马西亚身上，那是极不寻常的。经过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你确实是位很好的老师，”他说，“我相信没有人能象你这样教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