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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只要在铁轨上推推车就行。”
“煤车沉吗？”
“不太沉，连亚历克西都推得动。”
“对了。既然亚历克西推得动，那我也推得动。”
“你，一个孩子？”
他放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当然啰，如果你愿意，你是能推的。”
“我愿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你的忙了。”
“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定了，你明天和我一道下井。这倒是真的，你帮了我的忙，但对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用的。你要是对干这个活有了兴趣，那可比走江湖要好得多。你在井下也用不着害怕狼。”
我下了井，马西亚干什么好呢？我不能让他成为加斯巴尔大叔的负担。
我问他肯不肯一个人带着卡比在附近演点节目，他立刻就答应了。
“我太高兴了，我要一个人为你挣钱买头奶牛。”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三个月以来，马西亚一直都在户外活动，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背靠着圣梅达尔教堂、看来快要饿死的孱弱和忧伤的可怜孩子了；尤其已经完全不象我在伽罗福里的阁楼上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副样子，当时他病容满面，发育不良，守着滚沸的汤锅，不时用双手捧着疼痛的脑袋。
他的头痛病已经好了，也不再整天害怕整天发愁了，身体也长结实了。卢尔辛街的阁楼使他变得那样苦恼，阳光和新鲜空气给了他健康的身体，也给了他欢乐。
在我们一起流浪卖艺的日子里，他是个开心人，爱笑，他看什么都好，玩什么都高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半天，他把坏的也都看成是好的。没有了他，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多少次都被疲乏和忧伤压倒过吗？
我们两人间的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气质、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
他是意大利人，生性无忧无虑，和蔼亲切，遇上难事，容易迁就屈从，这种不发脾气、不反抗的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我的国家的秉性好斗的人所没有的。
“那么什么国家是你的祖国？你有祖国吗？”有人会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有答案的。我现在只是说，马西亚和我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相处得却非常和好，甚至在我要他用功学习音乐课和阅读课时也是这样。说实在的，他的音乐课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阅读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别扭的，因为我既没有教书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也没有宽宏大量的胸襟。但事实上这种别扭从未产生过，因为即使在我完全不讲道理的时候，马西亚也从不发火。顺便说一下，我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是绝不止一次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我第二天下井干活的时候，马西亚去演奏音乐和表演喜剧，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我向卡比解释了我的安排，它好象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亚历克西的工作服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叮嘱了马西亚和卡比，要我的这两个伙伴在他们第一次独立作战中多加小心。嘱咐完毕，我就跟着加斯巴尔大叔走向矿井。
“注意！”大叔把矿灯交到我手里时说，“踩着我的脚跟走。从木梯上下去的时候，在还没有踩稳下一个梯级前，千万不能挪动脚步踩空。”
我们向着巷道的深处走去，他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
“你要是在梯子上滑倒的话，”他继续说，“你一定要想法抓住点什么，决不能让自己一个劲儿滑下去。下面又深又硬。”
我用不着听这些嘱咐就已经够害怕了，当人们离开阳光进入黑暗，离开地面进入地下的时候，总难免要感到提心吊胆的。我本能地回转身去向后看看，发现我们已经在巷道里前进得很深了，那个在漆黑的、长长的巷道口外面的天空，看去成了个不大的白色的圆球，它象一个远离我们的、悬挂在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天上的月亮。
我对自己这种本能的刹那间的恐惧心理感到可耻，立刻赶上了走在前面的加斯巴尔大叔的脚步。
“台阶！”他提醒我。
我朝下面看去，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洞穴，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着一些隐约摇曳的亮光，它们在向前飘浮移动，开头还大一点，后来渐渐缩小；越走越远，越远越小，最后几乎成了豆子般大小的火星。这些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下井的工人的矿灯，他们交谈的声音象低沉的耳语，由迎面吹来的暖气流送进我们的耳朵。气流中有着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好象是乙醚和汽油的混合物。
下了台阶便是梯子，梯子之后又是另一个台阶。
“现在到了第一水平。”他说。
我们是在一个拱形的巷道里。笔直的墙是用砖砌的，拱顶有一人多高，但有的地方要猫着腰才能通过，那是因为拱顶变低或者地面升高的缘故。
“这是岩层的压力。”大叔对我说，“因为上面有的地方已被开采过，有着空穴；如果岩层本身不坚固的话，当它承受的压力太大时，它就会下陷，这就有可能造成塌顶，把矿井砸坏。”
第一水平的底面上铺着铁轨，边上流着一条小溪。
“这都是岩层里渗出来的水，这条小溪同别处巷道里的井下水汇合在一起，流进一个渗井，抽水机每天从这个渗井抽一千或一千二百方水送进蒂汶纳河。机器一停，矿井马上就会被水淹没。再说，我们现在正是在蒂汶纳河底下。”
我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他却放声大笑起来。
“在五十米深的地下，蒂汶纳河不会淹没脖子的。不用怕。”
“万一有个漏洞呢？”
“啊，对了，一个漏洞。巷道不下十次在河底穿过来穿过去。有的井怕水灾，但不是这里，这里怕瓦斯爆炸和塌顶。这样的事故，在这里太多了。”
当我们来到工作面之后，加斯巴尔大叔就教我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当我们的吊斗装满煤块后，他就和我一起推车，教我怎样从铁轨上把煤运到提升井下面和怎样避让迎面而来的别的推车工。
加斯巴尔大叔说得对，推车这个活并不是太难学的。在几个钟头里，虽说我还谈不上熟练，但至少已经可以对付几下了。我缺乏的是灵活和熟练，没有这两样东西，那是不论什么活儿也都干不好的。既然明白自己手脚不熟练，那就只好多拼命、多使劲来弥补这个弱点，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活儿出的不多，人却累的够呛。
幸好我在这几年所经历的生活里、尤其是在近三个月的流浪卖艺生活中得到了锻炼，使我战胜了疲劳。看到我毫无怨言，加斯巴尔大叔就夸我棒，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矿工的。
我的确很愿意下井，可我丝毫没有一直留在那里的愿望；我有做矿工的好奇心，却没有愿意做矿工的志向。
在地底下干活，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没有的性格，那就是要爱静、爱孤独，干活的时候还要心思集中；在井下，你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你没法找人谈话。你也找不到可以让你玩一玩、解解闷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这种天性，我过惯了流浪生活，成天赶路和唱歌。我在阴暗的巷道中推着煤车的时候，感到悲伤和忧愁，那里除了我的矿灯外，看不到任何亮光；除了远远的有着煤车的滚动声和溪水流动的汩汩声外，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至于在这儿或那儿发出的井下的爆破声，那只能使这死一般的沉寂变得更加沉闷和凄厉。
因为这是一种必须从下井一直干到上井的活儿，所以一天中的整整十二个小时，矿工都得待在井底下，他们不能回到地面在家里吃饭，饭是在采区的地上吃的。
在加斯巴尔大叔干活的采区旁边，有着一个也是干推车活儿的矿工，他当然是我的最贴邻的同行了，这个人和我们这些推车工不一样，不是童工，而是个白胡子老头。我说他是白胡子，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应该说只有在星期天这个大洗一番的日子，他的胡子才是白的；因为在整个一周里，星期一白胡子开始变灰，到星期六就完全变黑了。他年近六十，年轻时做过支架工，就是管支撑和维修杉树圆木支架的木工。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