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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一年时间，他们就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想在来日无多的日子里仍然为IBM公司工作，那真是该死。我想做的只是整修家具，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我仅仅有一年可活了，而我还想同我那个自命不凡的老丈夫度过这一段时光，那才是岂有此理？！”所以，在他们做出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癌症消失了。
这一现象激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心理治疗是否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首先，他们需要找到自愿接受试验的病人。典型的做法是，心理医生走到一个被诊断患晚期癌症、不能再施行手术治疗的病人面前对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愿意参与心理治疗，正视你的生命，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你就可能延长你的生命。”
一开始，病人可能会大喜过望：“噢，医生，医生，你是第一个带给我希望的人！”
于是心理医生说：“有一组跟你一样的病人明早10点将和我们在四号房间会面，你愿意一起来谈谈吗？”
“是的，医生，我会去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10点，那病人没有出现。于是心理医生问那病人是怎么回事，病人说：“对不起，我有点儿搞忘了。”
“那你还有兴趣吗？”
“噢，是的，医生。”
“明天下午3点，在四号房间我们还有另一次会面，你那时有空吗？”
“噢，是的，我会去的。”
可那病人再一次爽约了。于是心理医生又试了一次，最后只能说：“或许你不那么真的喜欢心理疗法这样一个建议。”
病人最终承认：“你知道，医生，我一直在想这事，我像一条太老的狗儿不能再学新花样了。”
责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变成了老狗，有时太疲倦以致不能学习新花样了。对此，医生也是有责任的。我遇到过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们也相信疾病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他们无法想象疾病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能够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树根。
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理的－心灵－社会－生理的综合因素的结果。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先天性疾病或大脑瘫痪。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病例里，活下去的“意愿”也能够有效地延长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
事实却总是相反，也很不幸。当我在日本冲绳的时候，被叫去治疗一个19岁的女孩，一个剧烈呕吐的孕妇——孕期过度呕吐。我了解到她在东海岸长大，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依恋。17岁时被送到西海岸同叔叔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呕吐了，而那时她并没有怀孕。她呕吐得如此厉害，以致不得不把她送回到东海岸，回去后她生活得快乐而健康，直到她同一个士兵怀了孩子，那士兵娶了她并把她带到了冲绳岛。几乎是一下飞机她就吐起来，没几天就进医院了。
如果病人实在病重，我有权利叫直升机把他们送回家去。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病人送回家去，她的呕吐会立刻停止下来。我也知道，要想确定每次她与母亲分开就会呕吐的病因，大概也是没希望了。
再三考虑以后，我决定不送她回家。我对她说：“你已经长大了，知道如何与妈妈分开后生活了。”她有所好转，被允许离开了医院。但是过后不久，病情又严重发作并回到了医院。她又呕吐起来，我再次告诉她，我不会送她回家。她又再次好转可以出院了。然而两天后，她在公寓里突然坠楼身亡。她只有19岁，怀孕4个月。尸检结果，根本找不到死因。当然，我对自己的决定深深地懊悔。但不管怎样，它是我的信念，即在她的生活里，她做出的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决定，我不能让她停留在儿童阶段而不承担责任。所以，她死了。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身体的病症与身心的病症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在医学院读书时，我们把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和酗酒等，都称为“官能”疾病。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表明我们承认，或许某一天研究人员会发现，这些病都是神经解剖学的某些缺陷或生理上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些病症都是心理引起的。作为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心理特点全部勾画出来。
最近30年来，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心理疾病都有其深刻的生理根源，甚至主要跟生物学有关。实际上，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心理医生对生物化学变得如此迷恋，以至于忘记了所有传统心理学的智慧——其中一些智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比如精神分裂症，就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病症，它也是心理－心灵－社会－心理病症的综合体现。癌症也是如此。它们都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以及身心相关的。
早在几个世纪前，人类就认识到，我们的病痛同时具有生理和心理双重因素。心理医生所说的“器官语言”，就反映了这种将生理和心理综合考虑的智慧。例如：“他叫我头痛（意思是心理的因素传达到了生理上）”，或“我紧张得肚子痛，真有点柔肠寸断的感觉”，或“我的心碎了（我的心遭到打击）”。许多半夜到急诊室的人都声称“胸痛”，不管有没有心脏病，这恰恰是在他们经受了某种“心碎”的事情之后。
脊椎问题其实与勇气有关。这再一次在我们的语言里反映出来。我们说：“他是一个软骨头”，或“他没有骨气（他没有脊椎）”，或者，“伙计，她真的有骨气（她真的得到脊柱了）”，或“她太有勇气了（她得到许多脊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得忍受背痛之苦，特别是一种叫做“脊椎增生”的病症，颈椎部分尤其严重。从我的颈椎X光片看，你会认为我都有200岁了。当我第一次被诊断患有这种病症时，我曾问神经外科医生和骨科医生：“是什么搞得我的颈椎看上去这么老？”他们会说：“嗯，可能是你小时候脖子受过伤。”
我的脖子从未受过伤。但是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时，他们只能回答：“既然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你的脊椎增生。”对这样的回答，我已很满意，因为很少有医生肯说这么多，而只是泛泛回答：“不知道。”
实际上，我对造成自己脊椎增生的原因还是比较清楚的。大约13年前，疼痛和臂膀麻木几乎使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没完没了地接受了长时间的神经外科治疗。那时我对自己说：“斯科特，你知道，如果你不想经受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的、非常昂贵的、可能危及生命的手术——以及最终你要去面对的、手术所引起的一系列后续问题，或许你该搞清自己是否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甚至可能在推波助澜呢？”
一旦我愿意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我意识到多数情况下，自己在执业时总是战战惊惊，唯恐树立不必要的敌人。偶尔我也遇到过一些敌意，尽管决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多，但我的担心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我总是缩着肩膀，就像一个橄榄球队员准备低头冲过匹兹堡铁人队的后卫线。试想一下，让你的头和脖子保持那种姿态30年，你绝对就知道是什么造成脊椎增生了。
当然，事情并不都那么简单，大多数疾病都由多重原因造成。比如，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增生，只是不像我这么严重，尽管他们决不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我的病症显然有其生物学成因——基因的或遗传的因素。请记住我的观点，即几乎所有的病症都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的，而是心理－心灵－社会－生理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不是在这方面开先河的人。关于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论述。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疾病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关系，以至有些人在获悉自己患病后，竟然会有一种负罪感。当然，你不必每次都因为着凉或感冒而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但是如果患上了某种严重疾病或慢性疾病，认真审视自己则是必要的。问问自己，是否在这场疾病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不过即使你自我检讨，也不要对自己太苛责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就意味着压力和紧张，它使我们筋疲力尽。要清醒地认识到，或早或晚，我们都会死于这种或那种该死的身体及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