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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津上校沉默寡言，冷静沉着，不该过问的事，他从不多嘴，然而，对自己的职责却牢记在心。反间谍人员就该如此。他不在你眼前转来转去，很少报告，即使需要报告，多半也是由扎哈罗夫报告的。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他做起事来埋头苦干，至于他在其它方面的详细情况，就毋庸赘述了。
“请原谅，司令同志，”尼基津带着他不常有的那种表情说。“说不定，您会骂我一顿，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还提这种事，可是我还是决定向您报告。今年春大，我们调到这里来的时候，您曾对军事委员说，如果能在这里碰到四一年一起突围出来的人，那么，即使花很高的代价，您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也在场……”
“我说过，那又怎样呢？”谢尔皮林问，他由于预感到一种暂时还不知道的好兆头，心里感到高兴。“不仅仅是上帝的传者才相信奇迹，我们W人也相信奇迹。战争如果没有奇迹，那还成什么战争呢？”
“奇迹倒不是奇迹，”尼基津说，“不久之前，从莫吉廖夫那里派来一个人，他是在那里为我们工作的。过去，我们在刚开始收复失地的时候，由于情报工作做得不好，所以干了些蠢事，现在接受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我们就不再惩办那些表面上给德国人做事，而实际上为我们工作的人了。”
“这是合乎情理的。平白无故地把人处死，这是糟糕透顶的事！”谢尔皮林回忆起他在去年冬天从扎哈罗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在他们集团军的地段内绞死了一个警长。这个警长在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苏维埃政权万岁！”
“我们本来考虑，获得情报之后，把这个工作人员重新空投到那里，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万一德国人把飞机打下来，抓住他之后，就要逼他的口供……我们决定，在战役开始之前不冒这个险了，把他留在这里，等莫吉廖夫解放后再说。今天，他突然跟我纠缠不休起来，说：‘请您务必想个办法，让我见见司令，我是和他一起突围的……’”
谢尔皮林心里揣度着；这可能是谁呢？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问：反正马上就要看到这个人了。
“我可以带他进来，让您认一认，”尼基津没等谢尔皮林再问什么，笑嘻嘻地说，“他坐在我的‘爱姆卡’小汽车里，正在和您的副官聊天呢。”
“好吧，带他进来！”谢尔皮林说。
尼基津走出去之后，谢尔皮林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并不迷信，但是现在，在进攻莫吉廖夫的前夕，碰到一个当时和他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人，他感到这是个吉兆。在尼基津走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一看到尼基津背后那个他早就忘却的人的脸，心里顿时感到，明天的一切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祝您健康，司令同志，”谢尔皮林的这个老部下，趁尼基津闪在一旁的时候，走上一步说。他长着一头卷发，脸上稚气未脱。他那紧贴着身子的左手上拿着船形帽，他脱下帽子，大概是为了使谢尔皮林能够根据他的一头卷发，马上就把他认出来。“塞金大尉听候您的吩咐，”
“你好，塞金。看见你我很高兴。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一步走到塞金跟前，和他拥抱，放开之后，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三年来他经历过的一切。
可是，从塞金的脸上恰恰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脸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的脸，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逐渐变得苍老而已。而眼前这个人却并不见老，他还保持着三年前谢尔皮林看到他的那副模样：那天早晨，谢尔皮林一行人渡过第聂伯河，进入一片树林，碰到了五二七团特工处特派员塞金大尉和克瓦尔楚柯准尉，他们两人率领一队战士，带着师的旗帜。
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克瓦尔楚柯准尉一直把这面旗帜带在身边，藏在军便眼里面。塞金在突围出来前的一个星期，被一颗迫击炮弹打伤了大腿和脚，伤势很重。大家背着他走了一天，夜里，他失去了知觉，就把他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他的情况很不好，”克瓦尔楚柯准尉亲自把他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后，回来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可是，旅长同志，那两个妇女非常怜惜他，她们说，年纪这么轻，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说不定，在她们的照料，他还能活？”
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他毕竟活下来了。经历了三年战争，塞金竟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卷发的小伙子又站在谢尔皮林面前了。
“那么，您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司令同志？”塞金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不出你呢？尤其是你还留着那绺额发。”
“我要是把额发剃了，司令同志，再蓄起胡子，那恐怕连亲娘也认不得我了！”
“他的第一次报告，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谢尔皮林转过睑对尼基津说。“‘突围出来十九个人，师的旗帜也带出来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报告，是永世也忘不了的。哪怕你的头发全脱了，光秃秃的象膝盖一样，由于你作了这样的报告，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在我手下时，他是好样的。”
“在我们那里也不错，”尼基津说。谢尔皮林从他说话的语调中感到，他听到谢尔皮林夸奖他部门里的人，心里很高兴。
“你把他带来了，这很好，”谢尔皮林说。
“我可以走了吗？”尼基津说。他精明老练，一下子就明白了谢尔皮林的言外之意：谢谢你，但现在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谈吧！
尼基津出去之后，谢尔皮林指了指放在桌子那一边的一张凳子，然后把两肘支在桌上，默不作声地望着塞金。
“你说，塞金，那里的人现在怎么样？”
“就在那里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路呢？”塞金回答。
他说这两句话，就好象把一块石头猛然投入深井似的，震动了人们的心灵，触痛了他们心底的创伤。那里的人们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们的部队撤走之后，那里的人们只有一条路——他们留在哪里，就只好在哪里活下去……
“你受伤以后，我们把你留在那里，当时你不怨我们吗？”
“不怨。只是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后来，躺了两个月，就明白了：我还能活下去。既然还能活下去，那就得找个事情f干。我把证件都挖了出来，重新开始工作。起先担任游击旅的侦察科科长。后来。我负了伤，就把我送回大后方，又从那里作为侦察机关的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先是在奥尔沙，后来到莫吉廖夫。”
“是你自己要求上级把你重新派到那里去的吧？”
“基本上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一方面，不想去，另一方面，既然那里留着我们的人，那怎么能不回去呢？等你们解放莫吉廖夫地区的时候，甚至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中也能看到，这些年来，那里的人尽心竭力，做了多少工作啊！就拿德国人的通信联络来说吧，有多少根电线杆给那里的人们锯断了！我们锯断一根电线杆，德国人就从邻近的树林里拖来一棵树，只是把小树枝砍掉一些。连树皮也不削掉，就把它竖在旁边作电线杆用。不消一个星期，又给锯断了下他们又竖起来……你们到了那里，就可以亲眼看到，每根电线杆周围有六七个树墩，好象蘑菇杆一样。这种情况到处都看得到。再说，德国人后方的铁路线又怎么样呢？这里刚修好，那里给破坏了，那里刚修好，这里又给破坏了，真使他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德国人当然是非常残暴的罗。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中间这样讲：我们完成了一次没有遭受损失的行动！这看来好象是事实，然而，每进行一次行动，我们都要牺牲好几个人作为代价。德国人即使抓不到干这些事情的人，反正也要随手杀几个人。”
“这是可想而知的，”谢尔皮林沉痛地说。他沉默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碰到过我们一七六师的人吗？”
“一个也没碰到过，”塞金说。“他们的墓地我们倒可能查清楚。莫吉廖夫的居民转告我们。砖厂旁边，在您的团当时担任防御的那些壕沟里，有个合葬墓。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