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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