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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离开后，李沃夫还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眼睛仍旧直盯着墙壁那边扎哈罗夫刚才站着的地方。
后来他从裤袋里掏出保险柜的钥匙，从办公桌后边走出来，俯身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本密码电报纸，重新关好保险柜，把钥匙放回口袋里，然后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由于头痛而皱了皱眉头。
他很少在早晨五点以前睡觉，但今天还不到四点，就感到比往常更加疲乏。
和脾气执拗的扎哈罗夫谈话，只是他一天十八小时长时间辛苦工作的结束。在这十八小时中间，他在自己身上总共只花了二十分钟：十分钟吃午饭，十分钟吃晚饭。早饭不算在内：早晨的两杯浓茶，他总是一边喝，一边手执铅笔，翻阅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师当天的报纸。
然后，他就到第二梯队去，听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在拍纸簿上记下获得的资料，再到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去核对具体情况，直到黄昏。
他巡视了两个炮兵仓库和一个燃料仓库，然后又到一个飞机场去检查航空汽油是否已经送到，又顺便到一个医院里去看了看，那个医院和汇报的情况相反，至今还没有向前方迁移。最后，又先后到两个补给站去，那里正从铁路上运到发动进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
其实，按照职务分工，一切有关后勤和补给的检查工作不是属于他管的，应当由军委第二委员管。但是李沃夫认为那个人对这项工作不能胜任，就越祖代庖了。
他一贯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所有和他共事人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种想法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可缺少的人。
假如他没有这种想法，那么，他心里就会产生疑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派我来做什么？
他认为自己是特地派来纠正别人错误的，这种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一接到新的任命，马上就预先想到，他将与之共事的那些人，在他到任以前，一定没有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
今天，他在后勤部门绕了一圈回来后，既感到不满意，又感到满意。对别人工作的不满意，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他们这个方面军为准备未来的进攻而进行的补给工作不能算坏。然而和后勤副司令早晨的汇报比起来，实际情况毕竟不是没有缺陷的。
有几列军用列车没按运行表的规定开到。在一个车站上，空车皮停在那里役有使用。在另一个车站上，急需的物资停在较远的地方，比次要的物资卸得晚。
除此以外，有根据认为，没有到达的军用列车中至少有两列被人中途扣留，转发到友邻方面军去了。
关于这一切情况，除了采取内部措施以外，还得向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后勤部拍三份强硬的电报。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李沃夫给这三份密码电报起了稿，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当什列约夫带着睡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李沃夫吩咐他去把译电员唤来。
什列约夫出去了。李沃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密码电报纸放回保险柜，收好以后，重新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心里想把给斯大林的那份最主要的文件拖到明天去写，但他打消了这种想法，克服了自己的疲倦，决定不拖延、今天就写好。不过必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再考虑一番，主要的，要把自己的论据写得简单扼要。
扎哈罗夫愤愤不平地从李沃夫那儿离开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李沃夫本身说来并不是主要问题。不管是调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职务的意图，还是想在及时撤换谢尔皮林的打算中挣得支持的愿望——这一切综合起来，也不过是李沃夫对未来的夏季攻势所感到的焦虑的一部分。
李沃夫任军事委员时间最长的那个方面军，在一个半月以前一分为二，两个方面军都委派了新的司令，李沃夫本人被派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的方面军。
划分以后，虽然那一个方面军在力量上要比这一个方面军强一些，但李沃夫并不怀疑，把他派在这个次要的方面军里也是正确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显然，斯大林认为，只有他李沃夫才能不怕困难，尽一切努力去提高这个新编的方面军的战斗力。如果有什么人妨碍他这样做，他就会不顾情面，毫不犹豫地打报告。
他认为，不管他的命运怎样变幻不定，但自始至终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早就变成一种信念，它使李沃夫在其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感到安慰。怀着这个信念，他经常毫无顾虑地接受艰巨的任务。怀着这个信念，他在遭到挫折以后，能顺从地接受任何处分，哪怕把他派到团里去工作也行．只要斯大林认为有这个必要。
假如他怀疑，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决定他的命运，那么，天晓得，他是否还会这样顺服？然而他恰恰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即使受到命运的打击，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打报告，汇报别人的一切真实的和不真实的错误缺点，而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不请求上级宽容自己。
当然，在他突然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过他惯于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在最初的时刻自然而然产生的委屈和痛苦的感觉，这种习惯早就成了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甚至对自己能够不顾个人的情绪这一点，也引以为荣。
他不是一个只会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节也是不放过的。正因为他能苛待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苛责别人．
今天在谈到切尔年科的时候，他对扎哈罗夫说：“您将来会后悔的。”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想以此恐吓扎哈罗夫。他所指的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尔年科虽然很勇敢，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但由于他的所谓讨厌文读主义——实际上，在这种借口后面，隐藏着他的懒惰和无纪律性，——他现在不适宜，将来也不会适宜于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这在不久的将来反正会得到证实。到那时候，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到那时候，情况将对切尔年科本人、对扎哈罗夫和对事业都更为不利，而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同意撤切尔年科的职，还不只是调动他的工作而已。
在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李沃夫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能够深入部队，作为军事委员是称职的。虽然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向他暗示，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有偏心，但他并没有对此过分重视。他把扎哈罗夫叫来的时候，认为巴斯特留科夫的话中即使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扎哈罗夫有足够的认识，不仅能够解决切尔年科调职的问题，尤其能够理解集团军在进攻前夕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司令的不正常状态。
可惜的是，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的看法表明他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人。而在对待谢尔皮林的问题上，他的发现更坏。在两者中间，他和司令员意气相投，习惯于过一团和气的生活，为了能一切照旧，甚至损害事业也在所不惜。宁可让集团军由于没有司令而受到损失，也不愿让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来当司令。
总之，扎哈罗夫作为军事委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差得多。当然，李沃夫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扎哈罗夫实际上比他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换成别人，也许会对下属——这里指的是扎哈罗夫——的无礼顶撞恼羞成怒。但李沃夫不然，反而认为扎哈罗夫做得好——一个能这样讲话；回答你的人，在别的场合，在和集团军司令的争论中，一定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对他的要求！但尽管这样，看来扎哈罗夫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一个地方一工作得太久了，就会受到和他共事的人的影响，不能用自己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丧失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要使扎哈罗夫这样的人重新发挥作用，应当把他和他所熟悉的人分开，让他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只要替他创造另一种环境，他还不至于丧失做一个政工人员的资格。
如果正在治病的司令还是要回到集团军里来，那么就得换一个军事委员。如果一个新的司令，那么到那时再看吧。问题还得搁一搁。不过这是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