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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喝完了茶，并打发副官去睡觉以后，库兹米奇才开始谈谢尔皮林安葬的情况。
他把留在长凳上的手风琴挪到自己身边，拉开来，又合拢，碰上了锁，然后又把手风琴从身边推开。手风琴发出一声悲切的长鸣，就没有声音了。
“我们也是这样，”库兹米奇感叹起来，似乎他推开的不是一架手风琴，而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人。接着他谈了在莫斯科安葬谢尔皮林的情况。葬礼很隆重：“灵枢用炮车送到墓地，致了悼词，献了花圈，还放了礼炮。不过送葬的人不多。前线的战友没空去，亲属呢——有的早已去见上帝了，有的已经战死沙场……”
“她的儿媳妇参加了葬礼，就是已经嫁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那一位。为了让她参加葬礼，单位里准了她假。他父亲也被接来了。老头子同他老伴一起从梁赞到了莫斯科。起初我心里感到纳闷，难道她是谢尔皮林的母亲吗？后来，她放声哭喊起来，哭声响彻整个公墓，于是我才明白：原来是他的后母！亲生母亲是不会这样哭喊的。老头子扯了扯她的手臂，她马上就收住了哭声，站了起来。我没想到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还健在，我从来没听到他谈起过。我们离开公墓向汽车停靠的地方走去时，我扶着他父亲，可是老人不让我扶，他说：‘没关系，我已经给三个女婿和一个儿子送了葬，我该往哪儿去，我自己会去！’”
说到这里，库兹米奇没有再说下去。大概他想到了自己。
从这次深夜的谈话之后，辛佐夫没有再看到过库兹米奇。不过后来他听到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库兹米奇仍留在集团军，当鲍依科的副手。
连日来，我们一直在清理进攻路线上的战利品，坏的军车被拖走了，好的军车也开走了，然而一路上仍旧可以看到德军惨败的痕迹。过路的人不由得不想到德军的这次惨败。辛佐夫也是如此。
在战争中，正常的感觉变得迟钝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变得迟钝；如果人们的感觉仍旧和平时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一个躺在路边、穿着异族军装的死人，已经不能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死人。按人之常情，一个人的暴卒是一种不幸。但是在战争中，一个穿着异族军装的人的死，却不能认为是一种不幸。那些涂着敌国标志、被炮火炸得歪歪扭扭或者被烈火烧得凹凸不平、挤成一堆的军车，也不会象平时一样，被看作可怕的惨剧。在战争中，这些被摧毁的敌军武器以及敌人的尸体之所以不能看作是一种不幸，其原因就在于它间接或直接地都是你本人努力的结果，而你在作这种努力的时候，自己也可能死去。
然而，你尽管是胜利者，可是沿途从树林里穿着异族军装的无数尸体上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恶臭，仍然是一种不幸的气息。任何目睹敌军惨败景象的人，都不能不感觉到战争带来的这种不幸气息，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报复行动的正义性深信不疑。
从师部到团部，辛佐夫也是搭一辆顺路的军车去的。这辆军车运送弹药到火力阵地去。
他坐上军车，车子刚开动，就听到前方又响起了枪炮声——迫击炮、火炮，似乎还有坦克炮。公路起初在树林里绕来绕去，然后进入开阔的伐林地带。这里乱七八糟地扔着一、二十辆被击毁的德军坦克、强击炮和装甲运输车。再往前，在树林深处，可以看到整整一个纵队被烧毁的军车。
路边可以看到被坦克夷平的炮兵阵地，我军的大炮被埋在堑壕里，炮口从地里戳了出来。
“前天这里打得很厉害，”司机洞说到这里，骂了一声娘，刹住了车。“又碰到钉子，真倒霉！”
但是，这回却不是钉子，而是炮弹的碎片。这是一块三角形弹片，三只角尖尖地向上翘起，仿佛有人故意做好后，扔在车轮底下似的。
司机在换轮子时，辛佐夫在车子旁边踱来踱去，谛听着远方继续响着的枪炮声。为了尽快把车子修好，应该给司机帮一下忙，但是换装车轮恰恰是假手不能胜任的活儿。
路边停着一辆吨半卡车。林间空地上，在几辆德国军车之间有几个人在走动。
“管理战利品的人员，”辛佐夫想。他转过身子，又看到了象手指一样异样地戳出地面的炮口。他全然不知，离他几步之外，就是他以前的三连连长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丘贡诺夫牺牲的地方，他还以为今天能看到丘贡诺夫呢。
当他们重新坐上汽车以后，先前突然响起的远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
“是啊，塔尼雅也碰到这样的情况，”辛佐夫坐上汽车后，想起齐娜依达曾对他说过，塔尼雅是怎么负伤的。“车胎被钉子或弹片戳破了。在打气的时恢，德国人冷不防……”
然而，现在附近没有一个德国人，只有横在地上的尸体。在整个伐林地带，在目力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尸体……
汽车驶上了另一条林间公路。有一棵树上钉着一块木板，上而用化学铅笔写着“伊林团”。草地上躺着几个伤员，在他们旁边有一个护士。这时辛佐夫又想到了塔尼雅。护土挥起手来，司机摆了摆手，表示回去时再把伤员带走。
“那时她也想到卫生连去工作，”辛佐夫想着塔尼雅。“但上面没有批准。要是批准了，情况可能会完全两样……”
司机拐了一个弯，向炮兵阵地驶去。辛佐夫跳下车，走了十分钟路，就到了指挥所，站在三三二团副参谋长杜德金大尉面的。这时，杜德金正在打电话。
打完电话以后，杜德金以主人的身分彬彬有礼地问道：“我听候您的吩咐，少校同志……”
他的意思是：你是少校——我看到了，但你到团里来有何公干——我可不知道。
杜德金看了辛佐夫的证件，还给他以后，报告说，团长在离这儿一公里半的观察所里。他在那儿主持受降仪式，战斗结束后，有一支德国部队表示了投降的愿望。“表示了投降的愿望”——一他就是这么说的。
辛住夫暗自笑了一下，看了看这位勤勉的年轻大尉，心里想：今后，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在团部里的助手。“你也许是一个好小伙子于，可是说话未免太书生气了。”
“战果怎么样？”
“击毁坦克两辆、自行火炮一门、消灭敌军近一个营，”杜德金对答如流地报告说。“我们的损失还在统计……”
他的报告就象打字机上打出来的报告一样清楚。
“对，今后都得称我们的了，”辛佐夫心里想。“我们的团，我们的伤员收容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战绩，我们的团部……”
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包含着某种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似乎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近来才产生了不仅要继续战斗，而且要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他就是要在这个团里，“我们的”团里活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永远不再离开这个团。
接受德国人投降的仪式并没有象伊林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伊林原先认为，这支队伍拼命突围，为首的一定是一个将军。
昨天，有一个德国将军不愿向伊林投降，结果跑到伊林的友邻部队那边去了。有人向伊林报告了那个德国将军投降的经过情况：他先派了一个军使，带着号手，打着白旗来谈判。后来，当他得到命令，要他们在指定的地点集合以后，就在林边把队伍排成两列，队伍中还有乐队。乐队奏起了军乐，于是两列德国兵都把武器放在脚跟前。
伊林希望，今天也有一个德国将军以同样的方式向他投降。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愿望。然而，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同七处的一个中尉从树林里回来时，只带来了一个满脸长着灰白色大胡子的、上了年纪的德军少校。这个少校说，他代表归他指挥的全体官兵来了解投降条件。
伊林说了投降条件：保证生命安全、医治伤员、给饭吃。说完后，伊林问：准备投降的人有多少？
少校回答说，经过战斗之后，他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约摸有六百人左右。他讲得很慢，好象每一个字都是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来的，因此伊林不等七处的中尉翻译也能听懂八九成。
伊林问他，他们中间哪一个军衔最高。他还抱着一线希望，最好能俘获一个将军。少校回答说，这支部队是由他本人——二一四步兵团参谋长弗特里希·哈密尔施泰因指挥的。所有参加这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