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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撇开了这个念头，竭力把这种想法从脑海里挤出去，仿佛这种想法本身就会危丛谢尔及林的生命似的。他迫使自己去想其他的事情。
今天一整天，战事进行得再顺利不过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然而，这事仍如果发生在别的日子里，难道就不是灾难了吗？灾难说来就来，它是不选择日子的。说今天是顺利的日子，并不是由于这一天过得轻松。相反，这一天是很艰苦的。－清早，根德国人疯狂反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我们紧紧地咬住了，陷入了重围。
“友邻部队恰恰在今天比较顺利地向前推进了。而我们则把敌人紧紧拖住，使他们越陷越深，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鱼儿全部都在网里面了。”
扎哈罗夫在飞往师部以前，曾经和谢尔皮林在米罗诺夫军部谈到过这一点。谢尔皮林估计，在这个网兜里，可能有敌人的两个军的军部，甚至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根据德国人反扑的情况——一部分突然投降了，而另一部分则顽抗到底——可以感觉到，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一部分人紧紧地向这个核心靠拢，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离开了它，感到没有希望了，便举手投降。仅仅几小时以前，谢尔皮林还说：“我感到，他们在里面乱作一团了。”
根据最新战报，现在已经知道，几个友邻方面军不但已经合拢，而且已在明斯克作战了。这一点他也和谢尔皮林谈起过，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甚至约好：为了庆祝这件事，在夜里喝一杯……谢尔皮林最近几天来一反常态，甚至晚上也满酒不沾。莫吉廖夫解放后，他说：“现在要到明斯克再喝了。明斯克没有解放以前不喝。”他还解释说，好象喝了半杯会睡得好一点，但是在非常疲劳的情况下，这是自欺之谈。
扎哈罗夫突然想到，在动手术以前有时会给伤员喝些酒精或伏特加。有些外科医生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有益处。他们集团军的外科主任也有这种看法。
扎哈罗夫想到为谢尔皮林动手术一事——这手术可能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就记起了这位集团军外科主任，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位医生尽管有很多好的品质，但由于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扎哈罗夫曾几次象骂小孩一样骂过他。现在扎哈罗夫却对他怀着盲目的信任。扎哈罗夫自己准备为拯救谢尔皮林的生命而作出一切努力。但他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现在他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相信另外一个人能做到他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但愿他尽快赶到！”扎哈罗夫这样想着，仿佛谢尔皮林的生命就决定于集团军外科主任什么时候到达似的。
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他们来到了一块小空地上空。在这块小空地上没人其他飞机—一就是说，外科主任还没有来一飞机斜着向下，就飞在树顶上面一点儿，好象飞机轮子已经碰到了树枝似的。一会儿，飞机已在草地上滑行了，接着就在离场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这块空地并不象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样短。
扎哈罗夫刚钻出机舱，一辆小卡车便从林边驶过来了，车上有一位大尉军医，站在卡车的踏脚板上，手抓住开着的车门。
“喂……怎么样？！”扎哈罗夫在还未关闭的马达的隆隆声中大声问。
“我不知道……军事委员同志！”军医一面从踏脚板上跳下来，一面回答说。“只叫我和小卡车等在这里，外科主任来了，就把他送到手术室去。”
扎哈罗夫和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他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一只手轻轻地拉住车门，就这样穿过了树林。
卫生营设在林区的一个村庄里。在农舍旁边，搭着两个大帐篷。
扎哈罗夫第一个看到的是古特科夫。他坐在作手术室用的帐篷进口处旁边的树墩上，扎哈罗夫从车上跳下来时，他站起来迎了上去，他那已包扎好、用绷带吊着的左手按在胸口上。他的眼睛呆滞无神。扎哈罗夫看到这双眼睛，不等他费力地张开嘴唇、用勉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死了”，就已经明白：谢尔皮林已不在人世。
在帐篷附近，除古特科夫外，没有别人。远处停着一辆装甲运输车，车子旁边是谢尔皮林的几个自动枪手。没有人等候扎哈罗
夫，也没有人迎接他。大家在等候外科主任，虽然现在已没有必要等他了。扎哈罗夫走进帐篷，穿过手术预备室，那里有个人在呻吟。他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才碰见卫生营营长。
手术室里有两张手术台：左边一张空着，右边一张盖着罩单。在空着的那张手术台旁边，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的军医坐在方凳上，侧身靠在空手术台上，他不时用钢笔在墨水瓶里蘸墨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辛佐夫坐在另一张盖着白罩单的手术台旁边，他一看到扎哈罗夫就站了起来。
“军事委员同志……”卫生营营长准备向扎哈罗夫报告，但扎哈罗夫阻止了他：“什么时候？”
卫生营营长没来得及回答。坐在方凳上写字的外科医生站了起来，走到扎哈罗夫面前说：司令在十五点二十四分被送上手术台时，已出现了临床死亡的全部症状。经过检查后，在十五点三十一分验证：由于弹片打断了主动脉，大约在十五分钟以前，已在受伤地点到卫生营的路上死亡。
医生用疲惫的声音好象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伤势一开始就没救了，几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临床死亡的症状——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送上手术台时，动手术已经无济于事了。最后只好在这里，在卫生营或在其他地方进行剖验。这种伤是可能立时致死的。但据陪同人员说，他是在路上死的。
“这一切我都写在鉴定书里了。我刚刚写好，”医生说。
“你们有屁用！”扎哈罗夫痛苦地说：“人家说你们医生能起死回生，而现在才过了二十分钟送上手术台，就没有办法了！”
“将军同志，”医生可能是不认识扎哈罗夫，也可能认为对谁讲或怎样讲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用那种疲惫的声音说：“等集团军外科主任来了，他会向您报告他自己的结论的。但战争开始以来，从我手上经过的人，不比他少。能救活的人都救活了，不管怎样希望，要使死人恢复生命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尽一切努力吗，难道您自己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要我们装出一副能救活人的样子，给死人注射盐水，进行按摩吗？为了什么？为了写一份报告吗？给谁看？又有什么用呢？”
这位貌不惊人的疲惫的中年医生，戴着医务人员的白色工作帽，穿着溅着血点的白色工作服，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语气却充满了自信，同此扎哈罗夫没有反驳。他知道医生的话是对的。有的人医生能救治，有些人则不能。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您要看看伤口吗？”医生望着沉默不语的扎哈罗夫问。
“让我看看。”
“马上……克里莫娃，”医生转过身来对护士说：“把那个断了脚掌的工兵搬上手术台，准备给他动手术。他从休克中醒过来了没有？”
“醒过来了，他在哼着呢！”
“那您就准备吧！”
之后，医生才和扎哈罗夫走近盖着罩单的那张手术台。
医生拉开罩单，指给扎哈罗夫看打死谢尔皮林的那块弹片，是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来的。他想用罩单把尸体重新盖起来，但当他把罩单拉到死者肩膀的时候，扎哈罗夫用手势阻止了他。医生明白了用意，便把罩单放下。
现在谢尔皮林躺在手术台上，象是一个发高烧而失去知觉的病人，身上仅盖着一条罩单，躺在病床上。他的一个肩膀全部盖没了，而另一个裸露的肩膀从罩单下露出一点，象没有盖好被子的活人的肩膀一样。死人的脸一股总是向后仰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看来是向后仰的。但谢尔皮林的脸却并不这样。相反，他的脸稍稍向前倾，而且是朝着扎哈罗夫站着的那个方向。怎么会这样的？谁知道！也许从汽车里抬出来放到手术台上时就是这样的，也许是死了以后医生进行检验时把他的脸转过来的……
为了等候外科主任，还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遗体进行入殓前的化妆。下巴没有包扎，眼皮上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