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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代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