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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开始忙开了。
谁知，没过多久，卫子夫还好好的没怎么样，她们的事情却败露了，被人报告给了皇帝。刘彻下令捉拿楚服，并彻查严办。结果，连楚服带她的徒弟，加上牵连进来的宫女、内侍三百多人被逮捕，并统统被开刀问斩。
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的第一次巫蛊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宫廷内外三百多人死亡，皇后被废。
而第二次巫蛊事件，比这一次严重了许多，导致长安城里十几万人死亡、太子被杀、皇后自杀的可怕后果。这是后话，我们在下面再谈。
这一次，汉武帝一翻脸，把陈皇后阿娇吓坏了。好在刘彻念在金屋藏娇的情分上，只是将她皇后的名分废黜，把她迁往长门宫居住而已，没有再为难她。汉武帝刘彻答应她的母亲长公主，不改变阿娇的待遇。
阿娇十分悔恨。她知道汉武帝很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于是，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帮忙。这时，为了茂陵的一个女子，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间也刚刚度过一场爱情危机：卓文君的一篇《白头吟》，唤回了司马相如的情义。一时间传为佳话。
阿娇赠送给司马相如一百金，请他帮自己也作一篇能唤回汉武帝感情的文章。司马相如为她写了一篇挺动感情的赋，叫《长门赋》。阿娇让宫女们背熟传诵，希望能够传到刘彻耳朵里去。可惜，没多久，卫子夫为汉武帝刘彻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据；赶巧，此时卫青又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刘彻就此机会，将卫子夫立为皇后，把刘据立为太子。并再也没有回到阿娇那儿去了。
这时，窦太皇太后死去几年了，已经没有人能够帮助阿娇；也没有人能够限制汉武帝刘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了。
考察汉武帝刘彻一生的事业，大致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他对内政事务的处理；
二是他对外部征伐与外交事务的处理；
三是他作为皇帝对个人与皇室事务的处理。
综合说来，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判断，“汉武帝刘彻不可能一眼看穿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这可能是一句很贴切的形容。原因是，即便在今天。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很难洞察他在两千年前的那些作为的全部意义。
我们只能说：这位所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个人品性上，极度凶残暴虐；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完全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把好事和坏事掺和到了一起，甚至就是在上述的三个方面，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我们差不多完全无法作出“好”抑或“坏”的泾渭分明的判断。
或许，只有这样，才构成了他的所谓雄才大略？
窦太后是在汉武帝刘彻当上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死去的。老太太的死，大约使汉武帝刘彻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对刘彻的行为作出任何约束了。
窦太后死去的第二年，刘彻就将年号改为元光元年。从此，中国改变了以帝王在位年份表达时间的制度，开始用年号记录时间的推移。随后，很快与董仲舒们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国意识形态。
汉高祖刘邦开创大汉帝国之后，实际上基本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产：即在帝国广阔的疆域之内，在占人口绝对压倒多数的农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至高无上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国国家机器。
但是，无论是秦帝国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还是刘彻的父祖们以无为而治为特征的黄老之术，都很难与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相吻合。原因是：
——秦帝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制度优越。如前所述，秦始皇过度膨胀的欲望和无法承受的资源滥用拖垮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当严密而理性的法律制度无情地服务于这种欲望的滥用时，便自然而然地一同受到了深切的憎恶。这是我们读到那些对秦帝国严刑峻法的猛烈抨击时，感到特别无奈的原因。这可能是新生的汉帝国采用黄老之术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的重要原因。
——然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固然有利于与民休息，生聚发展，却又很难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侵略、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帝国内部来自人本能的要求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建立在亲子人伦基础之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的最佳选择。对于皇帝的欲望来说，这套理论显然比秦帝国的法制精神要赏心悦目得多。因此，尽管孔孟之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却是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才正式登堂入室，成为钦定的帝国意识形态。
董仲舒认为，道，就是宇宙和世间规律，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意志，与上天具有天然的关系。因此，他是人世间最高最终的权威，他的仲裁带有神权的力量。这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显然将皇帝神圣化了。
天人感应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意义延伸。指的是当皇帝作为人格化的神，代表上天进行统治时，世间好的事情，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不好或无道的事情，则是对天道的背离，上天将降下灾难或变异以示警告。如果还不改弦更张，则伤败乃至。这里，在将皇帝神化为天道化身的同时，委婉地对皇帝提出了行仁政的劝告。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伴随着皇权权威的确立，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加柔媚可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通俗地解释就是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即做人不应该违反的五种行为规范。这里的核心理念是君臣父子关系。儒家思想要求：在家庭关系上，要事亲以孝；在国家事务上，要事君以忠。他们认为，不孝的人不可能忠，能尽忠的人则必是大孝。不忠不孝者则是禽兽；既是禽兽，则人人得以诛之。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在人间世俗化了的天道。
这套说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引申极为可怕：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则为不孝。
于是，形成了一套极为严密的、与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特别是这套意识形态理论，与帝王专制结合起来以后，极其野蛮地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禁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这种对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结构的设计与建设，开始于秦始皇赢政，而最终完成于汉武帝刘彻。
此后，中国的历代皇朝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的，绵延两千年而不衰。
事实上，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媚入骨，极端无耻。尽管他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不过，人们能够记住并确实发挥了作用的，只有这些对帝王渗透到血液里的奴颜媚骨。其发扬光大，导致中国人的膝盖和脊椎长达两千年严重缺钙，使得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只能跪倒在一家一姓的皇帝脚下，任凭其为所欲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套半宗教化的理论，才为聪明的汉武帝刘彻所立即接受，并迅速在帝国朝野推广开来。
汉武帝刘彻所推行的一套财政制度也很有意思。他任命了一批像桑弘羊这样出身商人的财政官员。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
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极为厉害的“算缗”和“告缗”令，对工商业者实行全面的管制与搜刮。
“算缗”指的是举凡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租赁、储存、金属冶炼、囤积、贩卖以及私人使用的车辆、船舶等，一律要主动申报，并按照财产数额与营业额的双重标准与比例纳税。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的惩罚是：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财产没收。
“告缗”则是一种告密奖励制度，规定：凡是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实行告密——揭发检举的人，将获得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
为了推行这套制度，汉武帝曾经以“废格沮事”——阻碍法令实施的罪名，下令将相当于首都行政长官的右内使公开处死。结果可想而知。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