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因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木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发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责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到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湾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年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年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的信念、坚强和想到腹中婴儿会忘记疼痛的母爱，一再潸然泪下；她也亲眼看着宋大姐和许月云老师先后赴死，听到狱中难友送行的歌声……春美出狱后，千方百计寻访宋大姐的丈夫赵庆云和两个儿子。那在狱中出生的第二子，“赵南栋”，正是取自狱中关押女犯的“南所”。
当她终于见到这个狱中出生的“小芭乐”（一种台湾水果，狱中女犯们给他的昵称），他已是一个逃离家庭、流浪在娱乐场所和不同女人之间的吸毒青年，他高大、漂亮，但没有了灵魂。而赵庆云，此时正在医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他曾用日本“浦岛太郎”的童话形容自己出狱后的感受：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
他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即便对自己的儿子：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是的，他们的受难，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冷战”时期是罪恶，在“后冷战”时期是不可理喻的古董，是必然要被新时代的人们遗忘的，即便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中的子女。
但陈映真不能忘。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陈映真接续了他早年对台湾“历史的巷道”的关注，少年时期，他通过禁书打开了“激进主义的世界”，开始了解童年时期那些自他身边消失的人们，写下了许多漂浮着社会主义梦幻的篇章，但直到三十一岁入狱，他方才真正接触了50年代的政治犯。这些他相遇时已然做了十八九年牢的政治犯，有本省人、外省人，还有高山族。他们给他讲了许多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同志、亲友，还有年纪轻轻就别离了的爱人；他们如何赴死，如何在狱中荒漠的岁月生活下来……
陈映真感慨着：那些故事的动人，不需文学的虚构和渲染——那是“外面”的人无法想象、难以相信的。他一定要写，他想起看过的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的，苦难需要以艺术作品去升华和反省，由此，我们的伤痛才能痊愈。
在陈映真写作这些故事的8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背景和含义。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面向威权体制的“反对运动”，开始向“本土意识”倾斜，“夏潮”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民进党成立之后，更有着将台湾民主斗争的历史一把揽过的企图。面对戒严时代的政治伤痕，他们为“二二八”平反疾呼的同时，却对“白色恐怖”中的牺牲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二二八事变”埋下的族群阴霾。正好为“本土力量”自居的民进党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所用。20世纪90年代，“二二八”更成为民进党选举中必打之牌，不惜加倍渲染、造成整个台湾社会的族群大撕裂。而陈映真知道，“白色恐怖”中为了台湾、为了整个中国的理想而牺牲、身陷囹圄的那些人，是不分省籍的！“二二八”也好，“白色恐怖”也好，台湾的苦难，乃是现代中国在抗战、内战、冷战中的不幸遭遇的一部分。他痛心于新的政治利益驱使下，台湾历史被再度扭曲——对于那些牺牲的人，意味着不公；对于今天的台湾民众，意味着又一种欺瞒。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历史的社会，将会走到哪里？
1983年，陈映真第一次获准从台湾出境，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夫妇主持的“国际写作工作坊”。在这里，他不但见到了以往只能依靠理论认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更“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同行：茹志鹃、王安忆
母女和吴祖光。这真是一次历史性、戏剧性的汇聚。多年后，陈映真、聂华苓和王安忆都一再地撰文回忆那个爱荷华的秋天。聂华苓的笔下，陈映真终见亲人、仿若儿童的欢喜雀跃，年轻的王安忆初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鲜、好奇和锐气，跃然纸上。碰撞也是自然而然，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王安忆听来，有如在内地正待叛逆的道德说教：“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似乎最初的相遇，就预示了陈映真这么一个台湾的社会主义者在内地语境中必然的错位，如同今日“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戏称。但是，也正是陈映真那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主义、那种对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的期求，使他成了王安忆不能摆脱的一个精神存在。她先后写下了《乌托邦诗篇》和《英特纳雄耐尔》，向这个其实一直影响着自己的理想者致敬。或许，这正是陈映真的魔力，无论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他的存在，会召唤你内心的某种苏醒，一种或许柔弱、天真的情感，甚至让人感到羞涩，但一旦醒了，就像种子一样埋下来。
一方面，揭示那被扭曲、被压抑、被粗暴对待的，一方面，揭示那美好、公义的可能和应然，这或许是陈映真理想实践的一体之两面。1985年始，他带着一些年轻人，办了一份以摄影报道和报告文学为主的杂志：《人间》。它的宗旨，与渲染着消费社会各种时尚风潮的杂志背道而驰——它要反映的，正是台湾繁华富丽的背面，台湾的“后街”。他们关心台湾残疾者的边缘生存，关心退役老兵的堪怜晚境，他们为犯下杀人之罪的原住民青年疾呼“刀下留人”，他们对“二二八事变”展开深入的调查，他们穿透白色恐怖的迷雾、寻找消失的一代理想者……从现实到历史，《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