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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料中了解到，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1912年，他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后，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是，1939年3月二战爆发，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派驻比利时、法国（北部）两个国家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有着他的一段重要记载。他很早就认识到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不除掉希特勒，德国不可能有希望。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而且还劝说隆美尔也加入了该组织。
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这好像成了比利时的一种习惯。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当然是指那些我所尊敬的人。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露丝波丽女士转来的，所有的请求信我都看了，并且给了答复，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露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反战人士。
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5000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审判之列，但因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这使一些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从这些史料中，我发现这位德国将军的人性并没有泯灭，所以，我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品中，用主人公的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虽然无法选择国家与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本文摘自作者自传《生死遗言，拯救自我——一位女作家的传奇人生》）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
李 娜
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错，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的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朵里。他并非一个一味严肃的人，但这次，他说，也许他真的是对内地不了解，应该静下来看看。
早在八十年代，据作家阿城的回忆，他曾以玩笑回应陈映真关于“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而陈大怒了。
一位非常敬重陈映真的师长，面对他与龙应台的论争文章，却感到“尴尬”了——他赞同对龙应台简单“民主”二分看内地的批评，但希望陈映真对内地社会状况有更清楚的判断，有更有力、更切合当下的理论和语言——也许，苛求了罢。
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多种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爱国作家”是最常出现的定语。年轻人对如此定义的作品多没兴趣了，而知识界缘由他总是成为风口浪尖的辩论文字和政治参与，或视他为统战对象，或视他为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或更关心他的社会批判、运动于内地的借鉴意义——不经意就忽略了他作品中那更其丰富和复杂的台湾的内心。
那么，在台湾呢？我问研究所毕业、不到三十岁的台湾朋友，一个说：我们尊敬他对理想的坚持，但他的理想真的过时了。
更年轻的一个说：离我们很遥远了啊。他小说里那些残酷的场景，我们都没经历过。
但是，她说，师长们在一起会常常讲起他——是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依靠吧。
是精神依靠吗，还是他用文学烙下交织忧伤与理想的记忆，在“民主”后嘈杂无依的时代，更勾引人的怀念？不只是“夏潮”这样立场鲜明的左翼统一团体，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的台湾知识人，似乎越来越爱回忆青葱岁月里从陈映真和他的小说里得到的感动、安慰和震撼，以及他于台湾——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的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思想文化禁锢的“威权”时代还是“本土意识”强大的“民主”时代，他都是一个“异端”，有着不是坐牢就是被边缘化的宿命。
2004年，台湾著名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陈映真·风景”的大型舞剧。云门的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私下里，他更与文化评论人南方朔议论：如果现在的台湾，肯放下“政治正确”的标准，将文学奖颁给陈映真，“台湾就有救了”。
文学。是的。围绕陈映真，空间疏离、代际隔膜、政治分歧、理论龃龉……多少理解的迷雾。但是，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陈映真怎样以他并非完美却无从替代的书写，伴随台湾走过近半个世纪，又是怎样触动了那些在文学中寻找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小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的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贫穷及其与富足的辩证——“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及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名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入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