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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是我人生一个美好而又痛苦的开端——
这天，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我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简单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她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后，她又为那位接受审判的纳粹将军奔走呼号……
我听了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他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国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是文革后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在作家圈子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鼓励。记得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
我和李占恒都觉得这个素材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甚至超过了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力争推出一部好作品。
开始创作以来，我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低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坎坷人生及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另一种倾向就是讴歌伟大人物。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只有1100万人口，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么宽松。我一连跑了几个月，跟比利时驻中国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魏金凤女士、黄其光及梅斌先生都成了朋友，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可我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无奈，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找到文化部的李英杰先生，通过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于是，我冒昧地一次一次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
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进了机场大厅，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更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我手里掐着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已不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人家“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所有的老外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跑到签证处了，却见排着一行中国人。我急忙气喘吁吁地恳求中国同胞：“对不起，飞机晚点了！我换乘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各位让我先办签证好吗？”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膀，斜着眼睛瞟我一眼：“你晚点？我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冲谁说去？这年头谁照顾谁呀！”她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又不敢上前加塞儿，怕她把我拽出来。这时，一个中国男人奔过来，拿过我的护照急忙跑到前面，对签证官说了几句英语，签证官立刻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我接过护照边跑边回头向那位男同胞招手致谢，急忙去寻找登机口……
一名黑人警察在我行李牌上写下“B10”的字样。我终于跑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机票，立刻操起电话，好像在跟飞机上联系什么。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急忙把我送上只有我一个人乘坐的大巴，大巴载着我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分钟就起飞了。我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布鲁塞尔，而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后来，朋友们常常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练过速滑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十几分钟，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太，_就是年轻小伙子“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健康的心脏却变成了一颗“破碎”的心……
到达布鲁塞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并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风雨声，敲打着我孤独的心
到比利时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张绍唐夫妇很热情，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去住。
可是，跑了几家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