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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方法
30年后，我在四川南充市的西华师范大学，见到了70岁高龄的胡锦矗教授。身材高大，微微发胖，腰杆挺直，行动稳重。尤其是温和敦厚，特别有长者风范。
我在北京和他通电子邮件，他说：“欢迎你！”我在成都和他通电话，他说：“你把该去的地方先去了，最后来南充。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记下，我来告诉你。”
我终于到了南充。他关掉了手机，离开了学校，安排了生病卧床的老伴，给了我一整天的时间。为了抓紧时间，我的采访无处不在，宾馆的房间，街心的花园，订票的大厅，餐厅的饭桌，甚至喧嚣的大街。
老先生始终呵呵地笑着，耐心地讲着，就像对待自己的学生。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而有收获。
“这么说，1974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了？怎么会选上您呢？”我在宾馆里为老先生沏上茶。
老先生呷了口茶说：“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本科学的是生物，在北师大读研究生读的是动物专业。195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到现在，一直教的是动物。20世纪60年代，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本科的老师点名我去搞四川省志，负责动物方面。那个时候四川省我到处都去了。接着，四川省搞东部自然地理区划，动物方面的工作又交给我。我在成都住了一年，省里的林业厅都了解我了。”
“也就是说，那时候，您还不是大熊猫专家？”
“当然不是。那时候，我研究的对象是鸟类和鱼类。”
“那么，您是第一个研究大熊猫的专家吗？”
“那也不是。自1869年戴维神甫在四川宝兴获得标本，定为新种发表以来，西方就陆续有猎捕考察、科学报告和一般读物发表，比如1938年的《女人与熊猫》，1929年的《追踪大熊猫》，1966年的《人与熊猫》。在我们国家用现代科学对大熊猫进行自然历史的研究，是从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开始的。1934年他在研究北京周口店的食肉动物化石时，发现了大熊猫化石。1943年又有彭鸿绶研究野外大熊猫，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了。1964年郑光美又在陕西秦岭进行了考察，见到了大熊猫。但是，像1974年那样集中多位专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熊猫普查，还是空前的。”
老先生不紧不慢，如数家珍。
“那么，胡氏方法呢，又是怎么回事？”
老先生笑了，说来话长。我们一起漫步到南充市的街心花园，坐在一个安静的亭子里。
“人们说的胡氏方法，就是在野外调查大熊猫的方法。你想啊，野外的熊猫数量很少，又生活在高山密林里，很隐蔽，怎么去调查呢？”
“是放狗撵吗？我好像听谁说过。”我问。
“哈哈！不是，不是。”胡先生仰头大笑，“那是在平武，还是‘文化大革命’搞武斗的时候。他们在豹子沟用狗撵，然后用这条沟的面积来推算保护区有好多，还发表了的。哈哈！后来，我们觉得2万多公顷，不可能有200多只熊猫。所以，我们说那个方法是不科学的，不能用那个方法。而且那样做，也干扰了熊猫的正常活动。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我问。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熊猫的粪便很多，我就想到了用粪便来确定熊猫的数量。”
“怎么确定呢？”
“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新鲜粪便，表面有没有光泽和黏液。如果是第二天、第三天的就没有，就会变黑。还有，如果粪便是在竹子下面，就要看上面有没有落叶，当天的就没有。另一个，我们知道，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范围不同，粪便的大小不同，那就不是同一只熊猫。更重要的是熊猫吃竹子都是横着咬的，它的年龄不同，咬节的长短就不同，就可以在粪便中测量出来，就能区分出是不是同一只熊猫。”
“那么，同龄的熊猫咬节一样，又怎么区别呢？”
“在野外，成年熊猫两年才生产一次，多半只能养活一个幼仔。在有限的范围内，就不可能有同龄的熊猫。对吧？”
对我的步步逼问，老先生不慌不忙，娓娓道来。这样的采访真是一种享受。
“除了咬节之外，还要看粪便中竹子碎渣的粉碎程度。熊猫和人一样，要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磨损牙齿，五六岁的时候牙齿很锋利，竹竿嚼得很碎，竹叶也细。老了过后它的咀嚼力就差了，这在粪便中也能看出来。
“通过亮度、大小、咬节、咀嚼程度，在有限的范围内，去辨别是不是同一只熊猫。对吗？”我总结说。
“对。比如，你在这里看到一个新鲜粪便，你就拿着它，一直走，一直看，一直比较，如果都一样的，就是同一个个体。如果这些都不同了，就是另一个体了。”
“这就是您发明的胡氏方法？”
“当时我们三个省没有通气，其他的调查队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也都想到了根据熊猫的粪便来鉴别。只是我想得更仔细些，把它总结出来，正式发表在学报上了。一般都说是传统方法，也有的说是胡氏方法。一直到现在，第三次全国熊猫调查都是用这种方法。”
街心花园里人越来越少，我才发现日头已经当顶。老先生带我到学校小食堂，安排了饭菜，却抱歉地说不能陪我。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我老伴腰伤了，不能下床，家里又没有人。”
“啊？那这一上午……”
“不要紧，我出来时，在床头放了开水，床下放了便盆。”
老先生走了。望着他高大略显得臃肿的背影，沉稳略显得迟缓的脚步，我心头一阵感动。
五一棚
1977年，第一次大熊猫普查结束，大熊猫确定为濒危物种。为了研究大熊猫的生态现状，更好地采取措施进行保护，1978年，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四川卧龙选址建立生态观察站。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在了胡锦矗的肩上。
1978年3月，49岁的胡锦矗带着两个工作人员，在瀑布悬冰，积雪没膝的卧龙山上攀登。
胡锦矗的选址原则有三条：
1．距公路近。
2．熊猫数量较多。
3．不因建站影响熊猫的正常活动。
前两条考虑的是人，后一条兼顾熊猫，不失胡先生的风格。
最后，决定在海拔2500米，臭水沟谷坡上，一个地势平缓的地方，搭建帐篷。
这就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这就是人类从发现到猎奇到普查，最终驻扎野外，进一步了解大熊猫的微生境、食性和繁殖的里程碑，这就是在大熊猫研究史上留下大名的“五一棚”。
关于“五一棚”的取名，我问过很多人，众说不一。结果还是胡先生自己解开了这个谜。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叫五一棚？是不是五月一号劳动节建的啊？是不是有五个棚子啊？呵呵……”老先生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搭帐篷的地方水比较困难。我就叫一个老工人，去看附近哪儿有水。他就往坡底下走，就在下面掏出一股水。我一看，还可以，供应十几个人不成问题。四月初我们就上山建棚。很简单，都是帆布帐篷。因为天天要去水塘边取水吃，要下坡，为了方便，我就让他们修成一个一个的阶梯。后来，大家说要给我们这个营地取个名字。我就说，去数一下这个阶梯有多少个。他们去数了，说是五十一个，我说那就叫‘五一棚’吧。哈哈……”
“除了您知道，谁也猜不出。”我也笑了。
五一棚的名称之谜很好办，胡先生谈笑风生就说清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五一棚发生的大熊猫珍珍疑案，已经过去了20年，却仍然让当事人各执一词。
珍珍疑案
说起珍珍疑案，就要提到另外两位大熊猫专家。
一位是当今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不过，在1984年，他和他的小团队还只是几个刚刚分配到卧龙保护区的大学生。另一位是美国的夏勒博士，在当时就是世界著名的博物学家。
话说1983年，大熊猫栖息地大面积竹子开花，中国的大熊猫食物奇缺，面临更大的濒危。当时，全中国都在唱着一首歌：
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