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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汉光是个热心人，他收到好东西，高兴；他也希望朋友收到好东西，他和人家一起高兴。他没有嫉妒心。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带着一位刘姓朋友到方又琨家。
端着茶杯，他说，让老刘给你的香炉掌掌眼。老刘在拍卖公司专搞文物鉴定，他懂。
老刘连忙摇手，看瓷器还凑合，铜器我也不行。
毕汉光说，总比我们见得多吧！
老刘说，这可能。
方又琨从书柜里把香炉拿出来，交给老刘，又把屋里的顶灯和电话机旁的立灯都打开了。
老刘先在手上掂一掂，然后观察整个器型，
前后的线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放大镜，看底足，看款识，看画片上的树叶、小鸟以及山石间一丛丛小草，足足有十分钟，他才把香炉轻轻放在茶几上。
他说，这是在宣德炉出现六七十年以后造的，老虎和梅花鹿都有写意的味道，这跟明朝瓷器上的画片是一致的。受宣德炉的影响，这炉的做工非常精细——看这一棵棵小草，仙鹤的两只脚，都一丝不苟。这云彩就更美了——线条多圆熟，多随意！我看这不是民间使用的，寺庙里也不会有这种品位，可能是宫廷里或王府里的祭器。他轻轻一笑，这就是我瞎猜了。
他点起一支香烟，又拿起香炉反复把玩，还说，真漂亮！
毕汉光先兴奋了，能值多少钱？
老刘说，这香炉可以上拍。一万元起价没问题，能拍到两三万吧——也许还能多。
毕汉光惊喜地叫了一声，对方又琨说，你总算逮着一回——把上当花的冤枉钱捞回来了！
毕汉光他们走后，方又琨一直抱着香炉，舍不得撒手。不是因为捡个“漏儿”，而是知道了这座香炉竟这么好。以前为什么一直没注意过香炉呢？在文物市场碰上，自己的目光从未在香炉上驻留过。是没兴趣，还是在回避自己一直尽力要忘却的那一座香炉呢？
那座香炉，确实让他痛心过，像眼瞅着最亲近的人远去了那样痛心过，可是，既然无法找回，就只能选择忘却了。
今晚，他突发奇想，真的不能找回吗？如果今后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搜集香炉上，会不会有一天天赐良机，让他重见那座香炉呢？专题！对。专题。
这天夜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收藏主题一古香炉。
土军阀秦司令送给爷爷的谢礼，奶奶在临终前给了他
方又琨不记得爷爷的音容笑貌，不记得爷爷牵过他的小手。他只记得爷爷的照片，一张挂在奶奶卧室的东墙上，一张立在奶奶书房的紫檀木大画案上。
照片上的爷爷是年轻人，漆黑油亮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那道缝儿像比着尺子划开的。一张清瘦的神情有些僵滞的脸，圆圆的金属架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目光专注的黑眼睛。黑西服，蝴蝶结。这和他后来在书籍中电影中看到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形象几乎一样。
对爷爷，他知道得很少。奶奶不愿意回忆有关爷爷的事情，仿佛那是奶奶永远的伤痛，不能随便触及的。他只知道，爷爷留学德国，在莱比锡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当外科医生。爷爷六十岁时，在一次长达七个小时的手术后，栽倒在手术室的洗手池前，当天夜里，他的灵魂就飞升到天国了。
在家里，方又琨和奶奶最亲。自他五岁上失去生母之后，就由奶奶照看他。奶奶不喜欢他的继母，从而也冷淡他的父亲。在那个不小的四合院里，奶奶和他相依为命。
奶奶是位雅人。
奶奶是在陪伴她父亲游历欧洲时在莱比锡一家博物馆里和正在那座城市攻读学位的爷爷相识的。奶奶能说英语和德语，但在她身上很难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她的生活，完全是中式的，甚至是古典的，像是为了缅怀她古老的曾在清末和民初辉煌不止一代的家族。
她只喝祁门红茶；夏天，为了祛暑，有时会喝一杯绿茶，或喝一杯菊花茶。她不喝咖啡，不像当时有些会说几句洋文的人，非咖啡不喝，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身价。
她喜欢听古琴曲，《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是她常听的。她也喜欢听二胡。华彦钧的《听松》《二泉映月》，刘天华的《良宵》《光明行》，更是百听不厌。她最喜欢《春江花月夜》。有一次，方又琨的父亲给她买回一张《百鸟朝凤》的唱片，她听完后说，唢呐太吵，脑瓜仁儿生疼！她更不喜欢西方交响乐，她说听着太累；还说，他们的音乐家找不到又简单又好听的旋律，才把曲子弄得那么复杂——他们富于理智，但欠缺灵性。
她的书房里，挂了几幅字画。有康有为赠给他父亲的中堂，有清早期书法家王铎的草书条幅，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吴昌硕的写意花卉，却没有一张油画，没有一张水彩画。那些中国字画和书房里的硬木家具、雕花隔扇，以及墁地的灰色大方砖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清雅脱俗的味道。那味道和奶奶的味道是一样的。
家里的事，除了和老保姆吴妈一起照看小孙子的起居，其他事情，奶奶一概不闻不问。她把大部分光阴消磨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毛笔字，画水墨画。
方又琨后来回忆起奶奶那时的形象，觉得奶奶真风雅，真高贵，真好看。
奶奶瘦瘦的，满头白发像烂银似的，油润，光亮。难得的是，七十高龄的奶奶，牙齿依然洁白、整齐，没有掉落一颗。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奶奶仍然只穿旗袍；夏天偶然穿条绸子长裤，上身也是穿着斜对襟的葛丝褂子，和二三十年代的大家妇女一模一样。
春天，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碧桃开花时，每天早晨，奶奶喝完稀饭后，便走到树下入神地审视，挑选那些细长的或姿态古怪的花枝，剪下来，插在她画案上一个明朝的大青花坛子里。画案上还摆着一座茶褐色的古香炉，三枝紫色的兰花香弯弯曲曲地飘着青烟。奶奶在画案前写字，作画，字是香的，画上的兰草、斑竹、山石和溪水也是香的。
奶奶八十三岁那年，身体不行了，再也不能站到伴随她几十年的画案前写字作画了，只能委顿在一张长长的花梨木躺椅里，椅子上铺着厚厚的棉褥子。大夫说，老人家没病，只是衰老了。又过了一个多月，奶奶卧床不起了。
那时，方又琨上大学四年级，住校，每天下了课，便骑车回家，坐在奶奶床边陪伴奶奶。
他小的时候，给他讲过许多民间故事和外国童话的奶奶，却很少说话了。他看着阳光照在床头，照在奶奶枯槁的脸上。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细密，只是枯干了，僵硬了，像一层薄薄的蜡皮儿，没有一丝活气；眼睛深深地眍（目娄）着，像两只酒盅。在他的记忆中，奶奶的脸庞一向是丰润的，现在竞凸起两块高高的颧骨，使奶奶的脸变得又尖又小。他不忍再看下去，像小时候和奶奶亲昵时常做的那样，俯下身子把额头贴在奶奶的额头上。奶奶的额头是温热的，但再也没有力量顶住他了。不由自主地，他眼里滚下了热泪。
一天上午，他只有两节课，下课后便骑车回家。
奶奶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
老保姆吴妈坐在茶几旁边，将一把大米撒在报纸上，正在一粒粒地挑选。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奶奶的饭里，不许有一颗碎米，更不必说稗子和沙子了。有一次吴妈说，老太太的嘴真金贵！碎米和整米吃到嘴里不是一个滋味儿吗，难道您还分得出？奶奶笑着说，不是嘴金贵，是眼睛不答应。我这双眼睛啊，只愿意看美的，看好的。你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多水灵！一条黑亮亮的大辫子，在小细腰上晃呀晃的，红头绳像花蝴蝶一样飘呀飘的，我总看不够。现在，我还正眼瞧你吗？水缸似的！那时，吴妈也年过五十了，两个老太太笑啊，笑了半天。
方又琨轻轻走到奶奶床前，刚在床边坐下，奶奶便缓缓睁开眼睛。那眼神恍恍惚惚的，毫无神采，更失去了以前常常流露出的那种不经意的挑剔。
奶奶居然开口说话了，你爸上班去了？
他说，去了。妈也上班去了。
奶奶斜着眼睛想看看吴妈，但吴妈坐在窗台底下，她看不见。
吴妈却懂得奶奶的眼神儿，走过来问，老太太要喝茶吗？我刚沏的，这会儿喝正好。
奶奶说，你先出去一会儿。
吴妈从茶几上收起米和小盆，说，和您孙子说说话儿吧。又琨，有事叫我。
吴妈到下屋去了。
方又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