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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陈映真的出现，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看书了，可能那一晚被冷水泡开了窍，发现往日觉得艰深无比的课本并不难，不过就是一些定理公式嘛。母亲为我的改变深感诧异，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煮来一个荷包鸡蛋。李国泰看了不高兴，也嚷着要吃。母亲瞪过去一眼，说，你哥要补脑子。
其实这个家也没有我想像中的那样讨厌啊。
这年夏天，我考取了省师范大学。
我去了那所祠堂，很想与这个当时我还叫不出名字的女孩儿分享喜悦。我想她也能够考上。她搬走了，那个脸比屁股大的女人不耐烦地说道，不晓得。都搬走好几年了。然后又补充一句，你晓不晓得，她爸是上面下来的大右派哩？我朝这个满脑袋鸡屎不能与时俱进的女人吐了口痰，走了。我又在偶遇陈映真的路灯下逛了几夜，还在附近打听了几次，都没她的消息。她仿佛就是专门为了点化我而出现在那个春天的夜晚。
那时候考上大学，真有点高中状元的味道。走在路上，别人看你的眼神就不同。母亲整日笑得合不拢嘴，继父在单位上的神情也变得庄严神圣。家里摆了几桌酒，请各方的亲朋好友。我收到了半屋子的脸盆、毛巾，十几支钢笔，还有数十个日记本。日本记的扉页上写满了各种祝福的话。什么友谊长存万古松，什么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什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就没弄明白天行健是啥意思，翻了半天词典，这才闹明白，这话出自《周易》，后面还有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很慷慨地分了一大半的钢笔与日记本给弟弟。我头一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尊重与佩服。妈的，老子帮他打的十几场架都是白打了。
我去汽车队办手续。可能细心的读者会问，你与白素贞不是在同一个单位吗？咋这两年就没闹出啥动静？这不应该问我，应该问白素贞。但在我办手续的那天，都已经下班了，我回去取遗忘在继父办公室的相片，隔着门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断断续续压低嗓门的抽泣声，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是白素贞的声音，细细的，李队长，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说出去呢？当年我都答应你与他分开，他现在考上大学了，我也为他骄傲，我不会去害他的。
我迟疑了半天，推开继父办公室的门，白素贞的眼睛通红的，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兔子，见我进来，赶紧起身，对继父说，李队长，我走了。白素贞没看我一眼。
我仿佛明白了，但没深想下去。我已经不需要白素贞了。这个女人已经不能再给我什么。
男人确实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无情生物。
我现在有时想——这种情况在我那批人中间并不罕见——若白素贞一直与我维持着肉体关系，当我考上了大学，我会怎么办？结论是：我肯定会马上与她一刀两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包括那个九十年代传唱一时的“小芳”，无不都是始乱终弃的调调。哪朝哪代，陈世美从来就是大多数。但你能说陈世美就是坏人吗？恐怕结论并不这么容易下。
这年，我在东门桥河里救起了一个落水儿童。不过，我没死，所以也没有谁感谢我。就别提像八二年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张华那样轰动全国，连落水儿童的父母，因为那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口咬定是我把他们的儿子推下水的。我他妈的都是大学生了，我犯毛病要把这个小屁孩推下水？我懒得与他们计较就走了。我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事，而不去救人。
我是试图为自己辩解。我也不反对骂我的读者。骂吧。如果你们觉得骂了我，心里会好受一点。我只想说生命是残酷的，究其根本，是与更多异性交媾以生产出更多拥有自己血缘的后代，所谓名声，财富、地位、美貌、谈吐、智慧，无一不是为吸引异性而搁置在天平上的砝码。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一个为生命提供猎取异性的平台。我们都是DNA的奴隶。但我们意识不到这点。事实上，也惟有此，才能解释一切的善，一切的恶，解释这万象沉浮的大千世界，解释我曾经身处其中明或者暗、大或者小的种种旋涡。
百废待兴的大学校园呈现出盎然生机。我在七八年开始疯狂地阅读，用一个很烂的比喻，就像水掉入水里。我都没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走到路上，只觉得自己只剩下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对书本有着这样旺盛的需求。看什么书呢，大家别笑，主要就是看《资本论》，还有四大古典名著，反而对入学前绞尽脑汁四处搜罗的各种手抄本提不起多大兴趣。这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把能看的都看了，什么《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包括现在仍然属于黄色小说的《曼娜回忆录》；也可能是环境影响人，觉得自己是能吹牛逼的人物，不能再去看那些等而下之的大众读物。
我好歹有过一点社会经验，年龄在同届学生中又算稍长，再加上平日里沉默寡言，平时也假模假样特爱装深沉，没多久赢得老师的好感，叫我做班长。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被人委以重任，有了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每天蹿上跳下，没多久，折腾出一摊事情。
七八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了，各种介绍西方思潮的小册子涌入校园，我这个蠢蛋又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上插了几根葱，再一次被红小兵的幽灵附体，搞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会，讨论中国的何去何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结果有学生就提起去年的天安门事件，并对毛主席留下的那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颇为微词，最后不知不觉把辩论会的主题对准了华主席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辩论到最后，谁也不服谁，只能靠拳头说话，几十名学生扭作一团，大有当年武斗之风。要说，那时的青年纯洁，也真是，明明吃够了苦头，一个看上去庄严的大词儿就又让他们无怨无悔往坑里跳。我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人人都在说我这个二百五。班主任吓坏了，与系党支部书记匆匆赶来，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党支部书记姓侯，破口大骂，说要揪出我后面的黑手。并扬言要把我开除学籍，送去劳教。班主任试图和稀泥，也被侯书记指着鼻子一顿骂。
幸好邓公复出啊！五月十一日，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搞政治上台的侯书记没再理会我这条小泥鳅，功夫都花在塑自己的泥菩萨金身上。我也得以喘一口气，夹起尾巴做人，不敢再言思想为何物。
现在想，人这种东西就是贱，给他一个鼻子就上脸，我若没考上大学，还在汽车队，会这样热血沸腾以天下为已任整天嚷着要解放全人类吗？做知青时，我就觉得自己看透了世间百象，没料想，这个“透”字却是假的，不过是自欺欺人。
我的班长之职被拿掉了，前后三个月。肚子里那几根花花肠子又抖动起来。学校毕竟不是社会，不是我当初混迹的那种龌龊圈子，谈恋爱都谈得特有文化。眉儿来，眼儿去，算是有了意思。得男的主动，某日看四下无人，腆着脸向女的递过去一本书，书里夹了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条子。然后三魂去了二缕，用勺子舀饭时，把饭喂入鼻孔或衣领里，熬到流光坠下，拿了一本书，匆匆前去。有时，路上偶遇了那约会的对象，不敢交谈，心头颤出阵阵弦音，步伐加快，更不敢回头望，浑似做贼，生怕有人看出心中的秘密。到了地头，跳起跳落，往女生宿舍那边看，看得脖子酸，眼睛疼，心中不断暗叹自己明珠暗投了，背后传来一声轻笑，当即若五雷轰了顶，傻傻地转过身，望着那从小路潜来的女子，脸红耳赤全身打起摆子。女的说，你找我有事呀？
男的就干笑，支支吾吾。两个人分头坐下，也不抱，也不亲，也不摸，中间隔了几尺远的距离，这个蛾眉轻蹙，把又粗又长的辫子拉到胸前，低头抚弄，面若桃花，双脚一遍遍蹂躏着脚下的野草。胆子大点的呢，杏目含烟带雾，不看人，看身边的树，口中吐出芝兰之语。我汗颜啊，只好扬眉剑出鞘，长吟革命壮志——不再背毛主席诗词，背那时最流行的伤痕文学中的段子，背得愁云惨淡，一腔悲愤。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