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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到肚里去。
不说这些事吧，免得污了我们的汉字。
我也参加了红小兵。因为去过北京，虽未真正成行，也有几分炫耀的资本。这年记得最清楚的是倒并非轰轰烈烈让人目不暇接的批斗、抄家、游行、破四旧等活动，而是两个七八岁大的孩子的对话。两个小男孩，一个大门牙，一个光脑袋，躲在废品站后面的围墙下一边玩一种“三面红旗打到台湾”的游戏，一边聊天。
大门牙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光脑袋说，是毛主席的老婆。
大门牙说，你说他们在床上要不要做那事？
光脑袋不解，撸一把鼻涕，说，做啥事？
大门牙立刻躺在地上，摆出一个四脚朝天的姿势，嘴里哼哼唧唧几声，爬起来，说道，就瘦猴他爸妈做的那事。你忘掉了吗？
光脑袋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脸上马上又露出困惑的表情。
大门牙拍拍他的头说，我再问你，你说毛主席要不要吃饭。
这一次，光脑袋回答得很快，要！
大门牙又说，那毛主席要不要拉屎？
我并没有以马上意识到大门牙是在恶毒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想，毛主席到底拉不拉屎？若只吃不拉，屎到哪里去了？若也吃也拉，那毛主席是不是也要揩屁股？毛主席拉的屎是臭的吗？这些魔鬼一般的问题一下子塞满我的脑袋。我撑不住，从墙头掉下来。他们看了一眼戴红袖章的我，发一声喊，撒丫子跑远了。我抬腿想去追，又想过大门牙刚才躺在地上时的滑稽动作，肠子打起结。我没法让自己不笑。我想起继父身上茂盛的汗毛，想起自己藏在母亲被子里的那只青蛙，想起我一岁的弟弟李国泰。我笑出了眼泪。
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要稀罕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到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肺。2006年，我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画赫然在目，标价一百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了一角，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吃滴滴畏、用菜刀抹脖子这几种。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生活作风被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一个农业局的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一个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比如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最幽默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不过，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但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许多人也不知道西藏有一种彻底的“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都得出了这种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吧。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六八年也是红卫兵被放逐的一年。他们成了替罪的羊。也不完全是替罪羊。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猎狗烹。文革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陷阱。现在需要是秩序。何况，渴望拥有更多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已经把矛头对准对共和国的根本：军队。这无疑是高层所不能容忍的。更多底层的只有满腹热血一腔虔诚的红卫兵更不知道，从此，他们就要被所谓的历史钉在耻辱柱上，遭受唾骂与侮辱。他们的罪，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忠诚。红卫兵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马上要拥有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
像变魔法一样，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深深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已经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奶子。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