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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 广州市开发区的一个民营企业的红外成像仪是国内最好的，而且是全球两个最好的公司之一，这个民营企业进口了一些核心技术，自己也发明一点技术，它的红外成像仪比正规军工厂还好，价格也便宜。就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搞军工的路能走得通。
王建： 军事工业和民族工业、民营工业，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军事工业是制造业，是竞争产业，竞争产业不该是国有，这个产业要开放，让民营企业进来。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3）
王湘穗：现在讲保护航路，一讲就是用海军，按照现在航空技术水平，只要思路对头，也可以用空中力量保卫航路安全。美国空军的战略就是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它可以通过天基卫星作为感知系统，利用长航时的无人机作为打击手段，这种方式对付小规模的海盗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必须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动用海军，或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
王建： 美欧冲突不会停下来，美国当前要打的，就是老二，就是欧洲，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双方可能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次瘦身过程，资本市场的缩水过程，美国还要扶植它自己的制造业，它一定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扩大国内市场，又有一个美国的制造业需要寻找出口市场，就能和它合拍。
乔良：为什么王建的预言有可能真正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要瘦身它的军备就得减，不能整个国家瘦身而三到四千亿的军备不减，那是不可能的，但军费一减，军事霸权就会跟着削弱，如此一来，资本缩小——军备裁减，二者之间变成恶性循环，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帝国命运的终结。
王建：它的货币霸权一旦丧失了，它的军事霸权也没有用。
王湘穗： 美国拼命一搏之前，中国尽可能减少损失，把外汇储备降下来，同时抓紧时间培育自己的市场体系。
王建： 咱们也得培育咱们的军事实力，咱们军事实力弱了，你整合东亚，人家也不信任你，别人一捅你，你也垮了。
乔良：你弱也必须让你的军力和你的国家信用有一种自适应。也就是在弱水平上达到自身国力与军力的均衡。
王湘穗：你得提供信用保障。
乔良：万里赴戎机不行，千里你总得行吧？要不，让你的对手在你的家门口掐你脖子？
王建：有人在中国台湾或者日本，或者在朝鲜半岛打仗，我有这个能力制止你。
李晓宁： 参照美国的空军全球性的战略，全球到达，全球力量，还有全球警戒，至少中国空军应该做到区域力量，区域到达，区域警戒。
王建：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
乔良：这种选择对中国既现实又很模糊。
王建：我们在中亚这块还有谋到资源的可能，海湾那块最后会变成欧洲人的利益，美国控制中东原油为了控制欧洲，欧洲控制不住，海湾对它并不重要，它从加拿大、阿拉斯加、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国都可以得到满足自己需要的石油。
王湘穗：军事力量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没钱就欠账，有钱就多给，要根据军事战略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拨款，有麦克纳马拉式的现代军费管理模式，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事力量体系。靠军备竞赛解决不了问题。按照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统计，俄罗斯的军费保持在财政开支的18％到20％水平上，结果就被拖垮了。中国不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淖。
乔良： 按有关专业人士测算，一个国家军费超过财政开支18％，这个国家基本上就会被拖垮了。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即使你的军费比重到了18％，你也不行。为什么？就因为你的起点与别国不一样，美国到3％就够用，日本突破1％就够用。你却不行。你的起点太低了。所以中国不能只在增不增加军费上动脑筋，更要在把有限的军费花到什么上面动脑筋。
李晓宁：欧洲和美国闹翻了，处于对抗状态，欧洲要增加多少军费才够用？
王湘穗：我跟乔良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的军事，我们发现美国的军事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陷阱，就是高技术陷阱。美国人建立了一套装备体系和战争模式，诱使或迫使你尾随去追，结果你花的钱比它要多，效果要差，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以前有过，你现在有了，可我仍然在这种模式中遥遥领先。在博弈中，你这种尾随式的追赶一点意义没有，绝对打败仗，南联盟、伊拉克就是这个教训。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整个国防体系、武器体系、作战方式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设计，这套设计绝不能尾随美国去搞，还是应该记住那句老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新战国时代要讲和而不同
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HK〗
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战国出现的，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强势阶段中出现的一种精神。
王湘穗： 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时机，我们需要一种能动员起全社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对于未来的区域整合很有好处。
李晓宁： 既要把西方逻辑东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国模糊思维的好处，应该搞清它们的生成和实践过程。
王湘穗： 原本中国的精神中还是挺宽容的，太刚性了就无法适应变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必须有容，不然对谁也看不上眼，怎么搞区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家体系始终是个变化的过程，没有永久的国家。你看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是几百个小国，经过战争，变成了十几个大国。冷战之后大欧盟再整合，变得更大，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整合在一起，美国是整合南、北美洲。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联盟，而是谋求国家形态，是加盟的国家要让度主权。所以新战国实际会变成三大国家体系争霸，在每个国家体系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特色的对内对外关系，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乔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是两回事。
王建：从小同到大同，最后会不会是三大经济区整到一块，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还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说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罗马”的一条道路。
李晓宁： 一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要强求每个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会影响整个书的。
王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中华民族要有面向未来的大胸怀，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讲历史。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问题是如何讲法，算法？
李晓宁：这个账有个算法，算现在还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是夙敌，现世在做朋友。欧洲复兴的基础就是法德的和解。亚洲要想与欧、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国和日本就必须携手合作，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
李晓宁： 发生冲突以后，要有谈判。为什么美国200年超过欧洲？我认为判例法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谈判机制。所以判例法纠错能力强。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才能出来施展，也会根据其发展调整制度使之与社会适应。
王湘穗：如果过于纠缠历史，缺少现实主义态度，这种精神状态很难适应变化。刚才晓宁讲，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层面保持弹性。
李晓宁： 一旦中国和日本合作以后，它也是大陆法系，在日本打一场官司需要极长时间，司法上不协调，两家怎么弄这个事？发生纠纷长时间摆不平，怎么发展？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在做这个基础工作，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人做这个。
王湘穗： 我们是大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