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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落日从容（2）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OK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2006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2006年10月19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1）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独立生活以后，我先是插队，后来工作，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十九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医院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长得有点像欧洲人。他正式场合说标准的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我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我们就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X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性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经手术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请了他一次。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2）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给他留下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