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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
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
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
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
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
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
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
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
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
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
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
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
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作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
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
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9？5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
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
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之间发生过一场
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
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
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
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
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赢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二者间的
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
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
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诚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
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
远”，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
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拙”二
字。在长沙读书时，他曾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
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和跳跃的动作。
他坚持一日数练，长年不辍。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甚至雪浴。
人们常看到他经常赤着上身在风雨之中跑跳蹬跃。爬山、野游和露宿更是他
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毛泽东最喜次的健身运动是游泳，从少年时代“中流
击水”于湘江，到晚年以70高龄“闲庭信步”于长江，终生不改其乐。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
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
贯由基之礼，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决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
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二者缺一
不可。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
“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曾对张昆弟
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
还是体力更重要。“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
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9？6 “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
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极力奉行，毕生不改
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
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鹜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
说，他是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
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而道：
“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
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
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
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
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
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一种是所谓
“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
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
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
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
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
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
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
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
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
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不赌搏、不浪费、不押妓等戒条写入会章。
在古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
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做不到，
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简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
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
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猪肉。他的手
从不摸钱，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他的人生格
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其艰苦
程度毫不亚于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
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
他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
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