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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减低货币工资并没有直接趋向，足以增加就业人数；除非该社会之边际消费倾向，或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或利率，因货币工资之减低而受到影响。故要分析减低货币工资之效果，只能追究此三因素可能受到的影响。
此种影响之最主要者，大致如下：
（一）货币工资减低时，物价会下降，故可引起若干真实所得之重分配，（a）从工资阶级转移给边际直接成本中之其他生产原素（如果后者之报酬不减），（b）从雇主阶级转移给利息阶级（ren－tires），因后者之所得乃是用货币来规定的。
此种重分配，对于社会全体之消费倾向有什么影响呢？真实所得从工资阶级转移给其他原素，大概会减低消费倾向；至于从雇主阶级转移给利息阶级，其影响为如何，则颇成问题。设就大体而论，利息阶级在社会上比雇主阶级富裕，其生活程度又最少伸缩性，则重分配之影响亦属不利。根据这种种考虑，其净结果如何，我们只能猜想而已。大概是趋于不利，而不是趋于有利。
（二）设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闭关体系，又设所谓货币工资之减低，又是比之国外货币工资（当二者都化成共同单位以后）相对减低，则贸易差额趋于扩大，显然对于投资有利。这里当然假定：国外之关税、进口限额等，并未改变，抵消这种好处。就英美两国而论，英国在传统上之所以比较相信：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增加就业量者，大概是因为美国之闭关性重，英国之闭关性小。
（三）在一个非闭关体系，减低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增加贸易之顺差，但亦会使贸易之物物交换条件（terms of trade）趋于恶劣。故除了新就业者以外，原就业者之真实所得将减低。这一点大概趋于增加消费倾向。
（四）设当货币工资减低时，人们预期此种减低乃是比之未来货币工资相对减低，则（理由已见上）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增加，故对于投资有利；同理，也许对于消费亦有利。反之，设货币工资之减低，引起人们预期未来货币工资还要再减，或预期此种可能性甚大，则效果恰恰相反。盖在此种情形下，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减少，投资与消费二者皆将延期。
（五）工资总支出（Wagesbill）之减低，再加上一般物价与一般货币所得之减低，可以减少为所得以及业务目的所需持有的现金，故在该范围以内，足以减低社会全体之灵活偏好表。若其他情形不变，则此足以减低利率，故利于投资。但利率之下降程度，亦受预期之影响，设如以上（四）最后所述，人们预期工资与物价以后再会上涨，则短期利率所受影响较大，长期利率所受影响甚小。还有，设货币工资之减低引起群众不满意，以致社会上对政治前途之信任心为之削弱，则灵活偏好增强，且增强之程度，恐非从积极流通中腾出来的一点现金可以抵消。
（六）设货币工资之减低，仅限于一厂或一业，则对该厂或该业必有利。
因为这个理由，故当货币工资普遍减低时，虽然其实际影响不同，但亦可能在雇主们心目中产生一种乐观情绪，从而打破因为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作过度悲观的估计，所引起的一个恶性循环；于是一切事物，又可用比较正常的预期作根据，重复进行。在相反方面，设工人们对于工资普遍减低之后果，亦象其雇主一样，在看法上犯同一错误，则必引起劳资纠纷，可能把此有利影响完全抵消。除此以外，因为一般而论，没有方法可以使各业之货币工资同时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相同，故一切工人为其本身利益计，都要抵抗其本业中货币工资之减低。事实上，当雇主们设法压低货币工资时，其所遭遇之抵抗，比之当物价上涨，真实工资逐渐下降时，所遭遇之抵抗，要强烈得多。
（七）反之，当货币工资减低时，雇主们之债务负担加重，此种不利影响可以部分抵消上述乐观情绪。设工资与物价降得很厉害，则雇主们之负债极重者，将濒于破产之境；假使真到这个地步，则对于投资非常不利。又，若物价水准降低，则公债因之租税之真实负担加重，故对于工商界之信任心亦大为不利。
以上所引，当然未足以包罗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货币工资减低时可能引起的一切反应，但通常最重要的反应，大概已尽于此矣。
故设我们只讨论一闭关社会，并假定真实所得之重分配，对于社会之消费倾向并无影响，即有之，亦在不利方面，则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我们所能希望其可以增加就业量者，不外二主要途径：（a）如（四）所述，因为资本之边际效率增加，故投资增加：或（b）如（五）所述，利率下降。今请再就此两种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一般人相信：货币工资率已减至无可再减，以后工资如再有改变，一定只会增加，则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有利；最不利的情况，乃是货币工资正在逐渐下降，而且工资每减低一次，人们对此工资在未来能否不再减低便更缺乏信心。故在有效需求正在逐渐软弱之时，索性把货币工资大减，减低到一个水准，使得每个人都觉得太低，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做法，倒是对于加强有效需求，最为有利。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出之于行政法令；故在工资定于自由议价之经济体系中，绝少实际可能性。假使不能这样做，则在以下二者之间（a）货币工资非常固定，一般人认为不会有大变更，（b）经济衰退时，货币工资有逐渐下降之趋势，故（例如）当失业人数增加1％时，人们即预期工资又要再减；还是前者好得多。盖设人们预期明年工资要减低2％，则其影响约略等于把明年所付利息增加2％。以上所说，只要稍加修正，亦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
由此，故在当代实际习惯与实际制度之下，与其定一个政策，使得货币工资非常有伸缩性，可以很容易随失业人数之增减而改变，不如定一个政策，使得货币工资非常刚性，固定不变。以上是专就资本之边际效率这一点立论。
若就利率立论，以上结论是否仍站得住呢？
故彼相信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者，只能以其论证主力，放在当工资水准与物价水准下降时，货币需求方面所起的反应。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如此做。设货币数量也是工资水准与物价水准之函数，则在这方面亦毫无希望。但设货币数量是几乎固定的，则只要货币工资之减低程度够大，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便可以无限制增加，且在所得中所占之比例亦可大为增加；后一种增加之限度，须看工资成本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之比例如何，以及当工资单位下降时，边际直接成本中其他原素之反应如何而定。
故仅就理论而论，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影响利率，其效果完全相同：其一是减低工资，而让货币数量不变；其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让工资水准不变。因此，减低工资与增加货币数量这两种方法，作为达到充分就业之手段看，都受同样限制。上面已经举出种种理由，为什么不能仅从增加货币数量着手，使得投资增加到最适度水准；同样理由，只要在枝节上略加修改，亦适用于减低工资这一个方法。如果货币数量之增加，相当温和，则对于长期利率之影响也许不够；如果增加得很多，则又怕要动摇社会信心，因此抵消货币数量增加时之其他好处。同样，假使货币工资之减低，相当温和，则也许影响不足；假使减得很多，则即使实际上行得通，亦怕要动摇信心。
因此，相信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便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者，其毫无根据正象相信仅用公开市场交易政策，不用其他方法辅助，就可以得到同一结果。我们不能由这些途径使得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
设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之时，劳工们便一致联合起来，自动减低其工资要求，使得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增加，利率下降，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的，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若仅就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这一点而论，在理论上二者之效果固完全相同，但在其他方面，二者有天壤之隔。今简述三大区别，提醒读者。
（i）除非在一个已经实行国家统制的社会之中，一纸法令便可改变工资政策，否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