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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让一帮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么？非也，同一个班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贪污，别人是不安全的，必须想方设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谣不是说有“四大铁”么？“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二者是基于共同的青春经历而结下的友谊，后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关系，彼此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最后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最后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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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小吏的能量
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以及陶宗旺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法律与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另外还有一个文案孔目裴宣，专管内部将士的嘉奖与惩罚。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人。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乐和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机构的头领。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书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
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领导批示下面的人限期破案一样。
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吏何事？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