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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龚建章在一个寒冷的雪夜，用自己亲手锻造的钢刀取了吴伟的头颅而逃逸远方，去“寻找他的妹妹去了”。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浪迹江湖、“了难杀人”的罪恶道路。小说最后借老铁匠关伯的富有禅机的话作结：“好铁还要看火候，不然再好，也是糟塌了。”整个小说的基调是冷凝而悲凉的，叫人叹惋！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所反映的人物群体拥有着异常深刻的时代因素，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的背景。小说人物大多出世于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还保存着“文化革命”的深刻烙痕，或者说还处在“文化革命”所留下的阴影之中，而此时在西方世界，也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新一代青年脸上挂着愤世嫉俗、叛逆不羁的表情。尽管这两个世界在当时是相对封闭，基本不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但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时代性的疯狂和叛逆。到这些人懂事的时候，中国已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常常受到外来思想的冲撞：崇尚金钱、重视价值、追求时尚、摆脱性压抑、强调个人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等奇奇怪怪的各种灰色观念潮涌而至。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步入社会时，愈来愈浓的商业意识教会了他们的过分地务实。涉世不深的他们本没有经受过太多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过分地讲究实际，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仰呈现出虚无化的趋势。这也使得他们这一辈人对父辈们的传统话语有很深的隔膜。面对他人的说教，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更愿意相信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与脱胎于同时代背景下的同类相交流，彼此认同，更有助于他们摆脱个体孤立于社会的恐慌，填补与父辈们代沟的真空。在精神意义上，他们或许也经历过像父辈那样的创伤和耻辱，如《江湖传说》中的王一川无奈而凄凉地说：“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我娘读的，现在她死了，我再也没那个心劲了。”但在行动上，他们不在乎社会的议论和评说，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往往不择手段，不顾社会的约束而满足于一己的冲动。他们感受强烈的是缺钱时的尴尬，求职时的卑微和恋情受挫时的忧伤。在同类之外，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为了释放被压抑的生命力，他们与酒吧、舞厅，乃至妓院结盟，且把对社会的愤懑，对人生的无奈，与疯狂的玩乐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时代因素给这一代的某些人留下的深深刻痕。在小说中，马笑泉冷静、客观地展示这类人物的生存状态。这种叙述态度固然与作者追求叙事的纯粹性有关，但或许也与作者对这类人物的理解甚至认同有关。虎头等“我不想事”的人物类型虽然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但他们内在的原始欲望却因为少了文化的约束而变得汹涌有力，这同时也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力量。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中积淀着的暴力、罪恶的无情剖示，马笑泉冷静客观、慢条斯理地解构着我们的历史。
马笑泉的叙述风格非常独特，他既不同于格非、余华等先锋小说家那样立足于解构传统，也不像某些“女性主义”小说家竭力搞私语化写作，而是将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灵动又冷凝的叙述风格。灵动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形式感，热爱探索各种叙述方式。《愤怒青年》引进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大量使用跳跃、回闪，但又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较好地解决了小说探索性和可读性之间的矛盾。《猛虎迷途》则采用了零度叙述，以与生活同构的节奏展开叙述，显得从容不迫。《打铁打铁》则打破现实和传奇的界限，将人物放置于神秘的古城背景中，甚至人物本身也获得了某种超验的力量，从而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奇诡的面貌。《江湖传说》则采用多声部叙述，仿佛四个镜头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拍摄同一个对象，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物的复杂性。而不同的叙述手法的采用，都与人物性格相吻合。如楚小龙敏锐多思，适宜于采用内心独白和客观叙述相结合的手法，而虎头简单直率，适合朴素直接的叙述，王一川深沉难测，最适合以多人叙述去揭示他那复杂的性格。在这里，马笑泉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即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从整体效果来考虑采用何种手法。冷凝，则是因为马笑泉的语感硬冷，在揭示残酷时保持了不动声色，被贺绍俊称为“冷峻到了极点。在这方面，他具有可以和余华相媲美的能力。所不同的是，余华的冷是一种看透后的漠然，而他的冷则是刻意将激情压抑，所以他的文字如火（被刻意压抑而更显汹涌的激情和热血）与冰（被放置于冷调叙述中的残酷事件）相激相荡，动人心魄。” ⑶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叙述的事件是丰富繁杂的，呈现的是芜杂世俗的生活：有不服管理的校园叛逆青年，有游戏人生的街头小混混，有痴情的女子，也有负心的汉子，有缺乏职业道德的小生意人，还有蛮勇有余而头脑简单的进城民工……这些人身上的低劣与粗俗表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复杂。小说中似乎弥漫和漂浮着一种阴沉沉的宿命感，人物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命定的劫数。我们知道，恶，这种叫人痛恨的东西，虽能提示人们反观善的存在，唤起人们对苦难与罪恶的“畏惧”，但通过描写“恶”，则更表明了马笑泉对通常意义的真实、对世界本质的怀疑和否定。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边沿人物的“反传统”心态，来源于现实对他们所造成的种种压力：他们从各自的自身需要出发，既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于灵魂的燃烧，又常常不得不屈服于传统的规范和现实的制约。如家庭面临绝境，备受压抑，最终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的龚建章，既要追求自我生命的价值认定，又常常对各种欲望表现出顶礼膜拜，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种种矛盾，甚至感觉到了整个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否定，有时却又显得良知尚存，给予这人性恶的世界带来了一抹亮色。如“我注视世界的目光愤怒而冲动，因此我走上了月黑风高的打劫之路”的专吃了难饭的楚小龙，既沉溺于自己无拘无束的性爱游戏，又哀叹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如“无论笑还是生气都好看”出生于城里干部家庭的漂亮妹子刘艳梅等。反映到小说作品中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焦虑和疯狂，烦躁和颓靡，在空虚的生活中对人冷漠，自恋自狂。这也许就是在社会转型中“文革”后一代青年的痛苦、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作家的根本使命就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假如一旦存在被悬搁，写作也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可疑的自我玩赏。相比之下，故事似乎更可能显示人类存在的当下图景。这不仅在于故事里有活动的人物及事件，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包含着作家本人的判断力——情感的，或者良心的。”⑷诚然，在马笑泉这组“愤青”系列中篇小说中，一桩桩血腥的事件，一幕幕惊人的场景，现实中的那种诗意人文的生活正远离我们而去，鲜活的人间气息也逐渐消失。作家在小说中将人置于一种梦幻般的世界里，像卡夫卡，也如艾略特。但是，我们发现，在蕴涵作者深深的焦虑与无奈之后，隐隐约约闪现的正是作家对人类苦难的广泛的同情和悲悯。透过作品所展示的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冷硬与苍凉，我们不难看出这背后分明氤氲着来自创作主体灵魂内部的柔润与温馨。正是创作主体所贡献的这份伟大情感，将他笔下所描述的冷硬与苍凉温柔地包裹起来，才使得读者既可以直面人生的荒谬与痛苦，又不至于被这荒谬与痛苦所伤害。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过的：“现代的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对流行观念的无思考。”⑸显然，真正的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的现实作出如何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的现实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思考——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环境的焦虑，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讽，同时，也是对那种人类诗性生活的另一种深切关怀和热烈的期盼！
综观马笑泉的这些小说，确实冷硬得深刻，刚毅得有力度。那画面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