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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街，是由房子派生的，先有房子，才形成了街。上塘的房子，新旧差别很大，分老、中、青三代。老的，大都在前街。
房子老，跟人老是不一样的。人老了，要掉牙、秃顶、腰杆佝偻，而上塘的老房子，不但不掉牙，不秃顶，不腰杆佝偻，反而比新房还要气派，有威严。当然那气派，也是旧有的气派，威严，也是过了时的威严，砖是一尺见方的方砖，使墙显得又敦厚又壮实，瓦是深垄宽沟的灰瓦，盖在房顶上让人觉得又厚重又深沉，房檐四角，雕有飞龙图案。说是龙，仔细看，像毛毛虫，其实是非龙非虫，四不像。外墙正中，镂有一尺见方的空阁，专供供奉神灵之用。神灵怎么会钻到墙里，大概只有墙知道。
正房两侧，还有东西厢房。厢房和正房一样，举架庄重，砖瓦厚实，一律有供奉神灵的空格，一律有木格窗户，窗户外面，都斜对着大门门口。那门口，九尺高的门庭，正对街面。据说，这是解放前上塘大地主周弯子建的房子，土改之后分给了穷人。周弯子的爷爷，在镇子上给有钱的掌柜当跑趟的。有一天，有人给掌柜送信，说第二天高粱涨价，让他赶紧囤积高粱。谁知，掌柜的正在后院设赌，跑趟的私下里拆了信，得知消息后，一口气跑回家，将消息透露给他父亲，他父亲连夜借钱，四处收买高粱，几日之内发了横财，成了财主。那时的高粱怎么就那么值钱，大概也只有高粱知道。
大地主周弯子，祖上因为有钱，房子造得气派，但毕竟年深日久，外表旧得不能再旧，瓦楞上长着一簇簇青草，墙壁上沉积着黄一块紫一块的斑痕，让人看了沉闷、压抑，心里不免也要长出青草，再加上厢房已无人居住，门口的里边另外挡起了牲畜圈，牛马粪味不绝如缕，年轻人呆久了，心里不光长出青草，长出大树也说不定。
晚于老房子的，当然是中街，它们是前街的后代，前街的儿子，比老房年轻三四十岁。它们的出现，大都因为父母在老房里生养了一堆儿女，到儿女长大，老房子住不开，需要向外扩张，就把房子盖到后边。
生养儿女的，本是父母，向外扩张的，却要儿女自己。因为他们的父母生养太多，实在没有能力管了。就说前街东头的老申太太，细脚伶仃的一个镇上女子，却为申家生下五个五大三粗的儿子，三个人高马大的闺女，闺女再大，嫁给别人家，不用管房，儿子不行，不但管房，还得管娶媳妇。可是她的丈夫申明义，十几岁就在外面当装卸工，中年回乡，哪里懂得过庄稼日子的路数。不会过，又不能不过，要过，儿子大了，就得给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危难之中，只有选择一条路，只管娶媳妇，不管房子。老大结婚，老大自己出去盖房，老二结婚，老二自己出去盖房，老三结婚，老三自己出去盖房，剩下老四和老五，就问，哪一个能养老？能养老的留下，不能养老的也请滚蛋。说是问，其实早已经内定给小儿子了，小儿子腿有病。
赤条条从父母那里滚出来，身无分文，又没像老辈人那样赶上土改，凭空就能分得雕花瓦房，要平地盖起房子，实在是难上加难。东凑西借，把媳妇结婚的彩礼搭进去，好容易凑足一点钱，房子也就盖得很不讲究，稻草苫顶，黄泥打墙，虽然才只有二十几年，却早已是墙壁斑驳，屋笆塌顶了。
在上塘，最好的房子，要算后街了，它们多建于九十年代末期。你绝不要以为，中街是前街的儿子，后街就一定是前街的孙子，不一定的。他们中有的，就是那些被父母赤条条撵出来，虽是无力却必须独自支撑世界，在中街盖了个泥巴房的主。他们从把房子盖起来那天起，就在心里发狠，等什么时候行了，一定盖一幢阔气的房子。他们这么发狠，并不知道自个到底什么时候就能行了，只不过是一时赌气，就像一个软弱的孩子被别人打翻在地，爬起来指着对方说，你等着，等俺长大再……当真长大，早把发下的狠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老申太太的四儿子申作林，和弟弟只差一岁，弟弟跟母亲住，不必盖房，他小小年纪，却要自己出来盖房，就赌气发誓的，等俺能行再……然而春夏秋冬忙着，地里家里忙着，不到一年，早把发下的狠忘了。谁知，没多久，他的舅哥在城里搞建筑搞通了路，把他也带出去了。
舅哥之所以要带姐夫，而不带妹夫和别的什么夫，是因为他的姐姐对他有恩，见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也不举报。有一次他在镇上帮一个有名的地痞打架，被正在赶集的姐姐看到，他的姐姐回家却只字没提。他的姐姐要是举报了，他的父亲能打断他的腿。就是那个地痞，日后做了包工头，成全了他的建筑事业。
当姐夫的命运隐在生活如此深远的缝隙里，实在是难以想象。跟着搞几年建筑，虽是做苦力，钱一年还是挣下几千。一个乡下人，一年就挣下几千块钱，旧有的想法不由得不冒出新芽，不由得不一天天茁壮，等到三年五载，钱积攒下来，一幢阔气的房子就由心里移植到后街，在后街拔地而起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发过狠的儿子，都有这样的舅哥，他们不但没有这样的舅哥，却还摊上一个多病的老婆。申作林的同胞哥哥申作平，盖房不到三年，老婆就得了股骨头坏死病，他不但扔不了家，出不了民工，还要常年付出药费，还要又当男人又当女人。如此情况，房子再小，再旧，也只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大了自己去盖，就像当初他的父母把他们撵出来自己盖房那样。
所以，后街的新主人，有的，还真的就是中街的儿子，前街的孙子。他们把一个阔气的房子盖到后街，才不过二十几岁。就说申作平的儿子申福生，母亲有病，念不起书，看不到希望，反而在绝望中获得了新生，他十六岁就跟大人出去当民工，他当民工，却不像大人那样安分，下班后到处乱逛，逛到工地门口一家专卖通信器材的商店，就挪不动腿。他挪不动腿，本是喜欢那里的手机，可是时间一久，就和那里的老板混熟了。那老板是一个老者，替儿子管理商店，见这民工小子虎头虎脑，挺招人喜欢，问他愿不愿意出国？出国哪有不愿意的，一口咬定愿意。不久，老者就把他介绍给一家专招出国做劳务的公司，让他上南非做劳务。说是劳务，实际就是苦力。那引见的老者，并不知道出国干劳务比干民工还苦。但申福生二话没说，一狠心就借钱去了。虽说要交很大一笔押金，虽说语言不通，牛马不如，可三年回国，还掉借款，拿回了三万多元。有三万元做底，对新生活的安排，一下子就跳出了上一代的格局。
后街的房子，是阔气的，他们的阔气，不只体现在雨顺比老房宽一米五，举架比旧房高一米三上，更重要的，还是里边的格局。
这些建房的新人类，因为大都在外面当过民工，给城里人盖过楼，搞过装修，了解到那些不同于上塘房子的新格局，就把这样的格局也搬到上塘来。进门也有厨房，尽管厨房里安的是大锅，不像城里厨房一律煤气灶，但锅台又宽又大，台面一水儿瓷砖，不像老式灶台石灰磨面，又窄又小；厨房里边，也有餐厅，尽管与客厅合为一体，圆桌、木椅、沙发、电视都聚集在一个屋子，不像城里餐厅是独立的，但终归是功能齐全，不像老式房子吃饭做饭混为一谈，饭碗里常常落下一挂灰尘；餐厅客厅后边，也有储藏室和衣帽间，尽管里边放进一些破烂，有时甚至还要放进地瓜土豆，不像城里储藏室衣帽间那么干净，但终归衣服再也不用常年压在木柜里了，要穿时，伸手就可拿到；终归冬天里，人不必跟那地瓜土豆一起滚在炕上；厨房里边，也有卧室，尽管也还是火炕，不像城里那样家家是床，但终归老人和年轻人分开了，大人和孩子分开来了，各有各的房间，再也不用老少好几辈挤一块，做女儿的，再也不用眼见得胸脯鼓了起来，却还要和爷爷爸爸住在一起。
总之，上塘后街的新房，除了没有卫生间，凡是城里有的，他们都有。逢年过节，住新房的小辈人，到前街给老人拜年，脚步刚转过街面，还不等进院儿，心就一程程沉下来，仿佛又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有些当小的，被父母清身撵出来，心里一直怨恨父母，可是往往在心沉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