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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深刻地战略视角对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未来走势做了洞察全局的分析。几百个字的隆中对把一千多年前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状况,以及这些重要政治力量的兴衰走向,概括的精准无误。事实是隆中对之后的二十年历史就像是被诸葛亮设计和导演的一样,完全按隆中对的剧本演进。隆中对把刘备一个几乎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的破落英雄成就为一代帝王。隆中对之前,刘备一败再败,诸葛亮加盟后,人还是刘、关、张,然而很快就成为三足之一。原因很简单,诸葛亮给了刘备战略智慧,诸葛亮洞悉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借助了历史发展的脉络。
因此凌通投资认为,所谓智慧就是战略判断和战略洞察能力,以及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实现能力!智慧的内函是战略洞察和战略把握能力。大局和大利靠的是智慧,不是靠聪明,聪明不过是一些无关重要小技巧,聪明与否从来不影响大局和大利,所以后人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而不说诸葛亮是聪明的化身。
隆中对规划的天下三分战略获得快速完全的成功和实现,而以四川为基地统一中国的战略最终未实现。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有人认为以四川为基地统一中国的战略设计有问题,也就是隆中对之中本身有问题。凌通认为隆中对战略的未能全面完成根本原因是关羽、刘备未能坚定执行隆中对战略,而不是隆中对战略本身有问题。关羽骄傲、轻视东吴,没有坚定执行对东吴的联合战略。假如关羽向诸葛亮对孟获的政策对东吴,而不是面对东吴提亲要娶关羽之女时,关羽抛出一句“虎女不能嫁给犬子的话”中国的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比关羽的骄傲更错的是刘备的义气,关羽死后,刘备完全昏了头、完全失去了理性,亲征东吴,已经完全跳出了隆中对战略,违背隆中对战略。
刘备征东吴失败后,隆中对战略已经没有继续执行的可能了,原因是对外和东吴已经是面和心不和,对内刘禅代替刘备,管理层已经缺才少德。
我们不妨把蜀国看成是一只叫“蜀汉股份” 上市公司,此时的这个“蜀汉股份对外已经面临着盟友缺失和市场竞争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对内出现了人才缺乏,尤其是董事长刘禅能力低下,经验不足的情况。“蜀汉股份”要想发展必须进行治理结构改革,改组董事会、改选董事长,才能推动公司成长。然而由于“蜀汉股份”企业文化受时代制约,缺乏民主,尊重世袭,不能以德、能作为选择董事长的标准。唯一有能力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的CEO诸葛亮,受这种有时代局限性的企业文化束缚,没有发起召开股东大会罢免董事长、改选董事会。从而“蜀汉股份”彻底失去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假如CEO诸葛亮发起改组董事会的变革,撤换董事长刘禅,自己取而代之,然后再聘请一名年轻的德、才兼备之人任CEO。“蜀汉股份”的发展将不可限量,隆中对战略的实现完全可能,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然而,企业文化的落后保护了“蜀汉股份”公司落后的治理结构,于是“蜀汉股份”必然地衰退了,于是乐不思蜀的成语诞生了!
通过对毛泽东、诸葛亮的追踪,我们可以看无论投资还是高政治和军事真正的成功的两个基点是:一、形成一套正确的战略方案和战略判断;二、持之以恒地坚持战略方案;持之以恒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只要有这两点,在战略方案本身正确的情况下,成功只是时间问题,成功是必然的。用了如此多的话语说来说去,凌通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识,对投资人正确的战略是成功的基础,正确的战略直接决定于最终的成败。对于投资,没有战略、失败是必然。对于投资具体的事情是不重要的,对具体事情,最正确的态度是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具体事情唯一作用是消耗时间和精力,并使投资人患上“近视眼”的病。
凌通在这里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对公司价值的量化分析没有意义,用各种复杂的模型对公司的价值进行量化更没有意义,对价值的定量分析没有意义。公司价值只能定性,对公司内、外部各方面情况进行战略分析,得出定性的结论就可以。对公司的价值进行定性分析是人类目前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目前人类智力不具有对公司价值精确量化的能力,而且不对公司价值进行量化并不影响投资人获利,原因是:
全世界范围内投资界普遍共同接受的公司价值的定义是:公司价值是公司从现在开始到公司失去经营能力、停止经营这段时间内公司所能挣到的全部利润,然后把这个总利润折算成现在的值。显然在这个公司价值定义中,公司价值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未来经营期内公司挣到的总利润,如果我们说人类可以精确量化公司的价值,就等于说人类可以量化未来。人类可以对未来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精确预测,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人类不能对未来进行精确量化,只能对未来进行定性预测。比如,凌通现在就敢肯定的预测,在未来某个时刻,人类一定会实现月球旅游,并且凌通还可以更细一些、更精确一些预测,最迟100年人类会实现月球旅游,但具体哪一年?怎样实现?成本、费用是多少?谁也无法精确预测。
所以在公司估值过程的精细化量化分析是不可能的,每年大量的研究报告对公司价值量化到小数点后N位数是可笑的,是建立在研究人员可以精确预知未来的不可能前提之上,真正的事实是人类没有精确预知未来的能力。
至此,凌通想说:一切定量的方法、定量的想法都是等而下之,投资价值判断是一个抽象的战略性质判断,是对社会经济的根本方向的判断,以及公司内部顺应把握社会经济必然发展方向中包含的机会的能力大小判断,价值判断从来就是一个非量化的工作,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价值投资者把量化分析作为最重要手段,而且有迹象表明,越是学历高的人,他们越喜欢量化分析,凌通认为这是受了现代教育的害,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哈佛、耶鲁,这些学校总愿意以量化为教学重点,这是根本错的,这些学校在误导学生,就公司价值判断,70%是抽象定性决定,量化只有10%的作用,其它20%是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无论定性还是定量,都没办法知晓的。
真正的真理是早被价值投资大师罗杰斯说的“不要去读高学院,要想做投资就去学哲学和历史。”罗大师为什么推荐学生学哲学和历史,因为哲学、历史可以让人有抽象思维能力和战略判断能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大的成功者,同时又是大哲学家,学习历史可以让人明智开慧,可以了解人类的行为特征。这两门学问是进行战略定性的必须,哲学和历史从来没有定量分析的作用,换言之,罗杰斯也是主张定性,反对定量的。
事实表明无论是政治、军事、股市和商业,真正的成功者是赋予战略头脑的人,要想成功必须有战略思维能力。股市尤其是如此。
我们在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来分析,战略和战略判断的重要的。我们知道整个二战的结束日期是1945年的8月,不过做为几大战胜国的统帅他们是在哪一年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答案可能使大家非常意外是1941年,是德军和日军的攻势最疯狂的时候。
1941年被德军围困的莫斯科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程度,而东方的中国此时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线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阵线都陷入了最严重的极端困境中,然而正是这一年,毛泽东、蒋介石、斯大林同时确信自己将取得战争的胜利。1941年得意忘形的日本突然袭击了美国,当这一消息传到重庆蒋中正手里的时候,蒋认为中国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的抗日胜利已经从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国民政府所定的以时间换空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