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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有了后天意识之后，便开始有分别之心，人的精神素质也拉开了档次，才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有了亲疏远近，毁誉巧诈之心，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对于崇敬者，便顶礼膜拜，烧香供养。对于有仁义之德者，便赞叹不绝，亲之誉之。对于聪明有智者，羡慕不已，学之习之。从此，人们有了分别心、追求心、虚荣心，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大道至简至朴，心地愈纯净，愈接近于道；思想愈复杂，离道性愈远，这就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根本原因。
常言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自然道性。人有了后天种种欲心妄念，就如同在白纸上涂抹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已不纯净。修道就是要将这些污迹清理干净，重塑人生，使它返本如初。六祖慧能一个大字不识，却能立即开悟，成为大智慧者。实践了他“心上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顿悟。所以“大智若愚”的反面，就是“大愚若智”了。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次畏之”，是以重法治世之后，百姓的畏惧心理。五帝之时，民虽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人与人之间尚能以德自律，社会依然安定太平，故刑狱未立。此时人民虽知有君王，但不知有畏惧。至三王时期以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人心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刑罚既立，百姓未有不畏惧者。百姓在产生畏惧心的同时，也对在上统治者滋生起怨悔轻慢之心。从此人心变得更为复杂，诚信愈少，邪风日盛，民情日乱；民风既乱，冲突必多，刑政日烦，必然是恶性循环。上失真诚之德以待下，下必以不诚之心而还于上，上下两不诚信，犹如水乳不相溶。于是乎上下不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人心自此散不朴，民风自此失古德。
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无知无识，清静一心，不知亲誉，没有厚薄，一切言行皆在道德之中，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中古先民，虽有亲誉之情，但仍然是至诚所感之妙。至于下古以后，太朴已丧，狡诈日生，上下相欺，人心失道，以至于不忠不孝，害仁害义，无所不为。此时设立刑罚，已属于不得已而为。刑法不立，民心不畏，社会紊乱；刑法既立，禁多令烦，民心更乱。民心不归诚，必然是假畏于表面，而内心必生怨恨。从此狡诈日多，伦理紊乱，世道亦衰。由此可见失道后世道的每况愈下。
“其次侮之”，是言当时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道德日愈日下。人们不仅不信奉大道，反而侮之。人类有天生智慧的分级，佛学将众生分为五种“种性”，也就是“根器”之说。一个真正有慧根之人，一闻道就“勤而行之”，百分之百的信奉不辍。而中等根性之人，则是半信半疑，若即若离。而那些下根的无知愚昧者，不知天高地厚，根本不信大道，以为信道是对人格的侮辱。此类人往往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高明，所以对道不仅不信，反而认为修道者都是神经不正常，所以以“大笑”而羞辱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那就不是大道了。这便是“有道”与“无道”的分水岭。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故信不足”，“信”就是道根，就是中，就是天地人之本心。信是一种大道本源的混沌性物质，它的特点是无方所，无定位，动静自如，至虚至灵。在无极或高质元层次的太极状态，强而图之则为“○”，也就是河图中央这一点“⊙”。它是天地之根，性命之源，是五德最根本、最关键的道性物质，它是统驭其它四类上德的基本元素。它既可以将这种道性元素分送给仁义礼智，又可以使散在四周的仁义礼智四德元素归于中央一“信”，也就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心”、归于一“中”。“信”作为一种基本道性物质，它充盈在宇宙万物的真心中。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至三千大世界，弥散六合；小至微尘，乃至细胞、原子、中子、夸克，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有此心，则可出死入生；无此心，则出生入死。生之死之，唯在此心（信）的得失之间。
“信”是一个特殊之“心”，内含有五行之气，但没有五行之质；暗藏于五行之中，但又不落入五行之中。它源本于父母未生之前，但又可以现于既生之后。它虽寂然不动，但可以感而遂通。所以它能主宰仁义礼智这四德，也能综合融化这四德。信德在河图为中央戊阳土，土为黄色，其性中和，故有“黄婆”、“黄帝”、“核心”等称谓。这个“信”是分层次的，它既有儒家所言的做人信德，更有修真甚高层次的信德。
对修真者而言，“信”德是一种阴阳合一，真实无妄的真信、灵信、玄信。“真实”者，是指它含有“妙有”的真实道性物质；“无妄”者，是指它具有一种真空的状态，而不是顽空。所以这种“信德”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义礼智这四大上德的基本元素都包含其中，因而它又是四德的大本营，是一身之大主。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皆是以信为根基，以信为综括，以信为统领。用一心（信）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用天真纯信的佛性上德再造心身，修到一定量级以后，则身内的五物五贼都会顺听其命，从而实现五行攒簇，四象和合，性命混溶一体，阴阳浑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返归先天。
经中所言的“信不足”，是说上君已丧失信德，无信于下民。“焉有不信”，是说因为上君不以信德化民，所以万民也必然不守信德。这两句经文是说：君王离道丧德，失信于民，人民也以“不信”回报于上。上下两“不信”，离心离德，君民失去亲合力，国家丧失凝聚力。人民对上君的不信，并非下民之过，而是因为在上者失道丧德，不能以身垂范，不能以德服人。或以烦杂政令、苛捐杂税扰民；或施行暴政，用严刑重法镇压人民。故民不能以诚信归服，必然产生既畏惧、又怨恨之心，与之相对抗。上信既不足，下信必毁丧，上行下效，上下不合，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必然导致恶性循环。
古训有云：“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易之理。纵观历史，凡有道之君，皆是道德深厚，慈悲为怀，与民同心同德，视民为父母，事民如事天，故得天民同助，国昌民富，社会康宁。凡是乱世，皆是为君者失道离德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大道已去，故有五霸争雄，百家争鸣之乱。这段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因为纲纪已乱，道德已失，各种思潮泛滥，纷纷亮相，各派学说纷争，无不登台表演。这种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局面，从表象来看，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聪明显露。但究其实质，却都是对大道的肢解，是落入后天的以偏概全，是在古训中摘章寻句，舍本逐末，各显其能。这些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行变诈取巧之实，逞好胜争霸之勇。尤以战国时期为甚，争霸之战不息，天下混乱，道德愈失，百姓遭殃。此等混乱局面，皆是大道已去，无名之朴散失，信德不足的必然反弹。故圣祖感叹曰：“信不足，有不信”，即是此义。
【犹兮其贵言，】
“犹兮其贵言”的“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