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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与万物处于无差别的“同一”大道之中。经过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消除人心的固蔽，泯灭彼此的分别，超越世俗偏狭的识见，以一中贯两端。正如庄子所云：“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圣人以道心体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观天下万物，故能与百姓“玄同”。
学道之人，“塞兑闭门”，在于养气存性；“挫锐解纷”，在于定其神；“和光同尘”，在于处世应物，随时俯仰，如愚如醉，若讷若痴。众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标新，不立异；忘物我，混内外，与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别之心。遂己愿者，便亲之、利之、贵之；不遂己愿者，便疏之、害之、贱之。
“玄同”者，就是与道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极大道本是浑然一气，本无内外之分，岂有亲疏之别？本是无心无欲，哪有利害之别？本无高下之等，怎有贵贱之殊？所以为天下之最尊贵者。
世人只知得利，而不知害与利同体；只知“光贵”而“尘贱”，而不知“光尘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兑以谨其出，闭门以闲其入，挫锐以制其内，解纷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尘以随其物。如此则无出无入，无内无外，无我无物，心地空明，与道合同，是谓“玄同”。既得其同，则以亲为远，以疏为近；见利而不喜，见害而不惧；得贵不为高，贱而不为低。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正治国”，“正”者，不偏不倚，居于中心之义。亦是指道德仁义，爱民亲贤，持守正道之谓。古之治国，执政者皆以道德为本，遵循天道自然规律。故君臣父子，无不行之以伦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复；社会之风俗，由正而纯，此皆是道德行于天下的必然。天下为公，仁义自然化于民，人人无私，端方正直，民风自纯。此即“以正治国”之义。
“以奇用兵”，奇”者，诈也，诈在人即为巧智心，唯以兵战而用。故有“兵不厌诈”之论。“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规，而行变化莫测之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用兵与治国不同。兵之用，原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乱，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应之。两军相敌，兵戈对阵，必有虚实之变化，声东击西之策略，出奇制胜之战术。即使正义之师，亦免不了施用奇诈之术。譬如汤武讨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则不使敌尽知我之所为。但是，此“奇”只可用兵，而不能用于治国、处世之道。此即“治国”与“用兵”之相反也。对修道者来说，狡诈心一毫也用不得，一点也不敢有，否则将是损心害性，是丧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无事取天下”，是说治理天下，当以无欲无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于天下，百姓自归；以德感之于天下，天下自治。实非有心、有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执政者必须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扰乱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国，天下必无事；以奇而用兵，必能制胜；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来归。此即“以无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无事取得，修道之人，又岂可不以无事无为涵养天德，而去自作多为呢？治世之道，犹如治身。视听言动，合乎无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临炉进火，务须因时而进，相机而行，采聚有时，烹炼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于无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则识心乱动，势必使阴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废，民必日贫。世上物宝极多，若贪心一起，欲壑难平，焉有不神昏气浊之理。由此可知治国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总结上三句之义。上文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皆是无为之正，非有事之作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盖以今日之所见所知也。观此言，深知太上圣祖对当时社会的担忧，有切切叮咛后世引以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天下之道，只是一道，万事万物，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shū）仍归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过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交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欲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ì），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奸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欲，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性，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性，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