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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了）。他们起初感到心醉神迷，但其身体做出了反应：减少海洛因受体的数量。由于受体越来越少，海洛因造成的功效在三周内几乎降到零点。在现实世界中，海洛因瘾君子对此有些小小的反击。上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增加1万倍的剂量。如果咖啡因耐药性也有相应增长的话，那我们得用上一浴缸的咖啡才能从床上爬起来。但幸运的是，咖啡因耐药性很少会超出原先有效剂量的10倍或15倍。既然有了耐药力，那么为什么不放弃服用麻醉剂呢？我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麻醉剂耐药力的反面是放弃服用麻醉剂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痛苦。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应没有麻醉剂的日子，但恢复正常尚需时日。“美国上尉”放弃人工激素后，他的睾丸得要几周的工夫才能长回原样。服用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都会是这么回事儿。其代价可能是头痛，也可能是因戒酒导致的震颤性谵妄，而这可能危及生命。如果要减少咖啡因或其他麻醉剂的使用，我们都得交一笔退出费，所以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难以戒掉麻醉剂。一个人消遣，另一人上瘾伊莎贝拉在一次晚宴上和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吃着吃着，她的同伴们有点醉了。他们的谈话变得生气勃勃，情绪也放松了。他们再往杯子加满酒，沉迷于微醺的感觉中。但伊莎贝拉并非如此。一杯酒还没喝完，她就有了“飞红”（fast…flush）反应。她的脸红了，心跳加速，脑袋摇摇晃晃。更糟的是，她很快就觉得想吐。
为什么人们对酒的反应有如此的差异呢？像伊莎贝拉这类“飞红”的人在基因上有所不同，这种差别使一种叫做乙醛的有毒化学物质在体内堆积。我们正常人一点酒下肚以后，身体会跳一种小小的两步舞，把酒精分子处理掉，把它们从醉人的形式变成无毒的原子。伊莎贝拉的身体很熟练地开始了对酒精的正常分解，但她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不能产生一种处理有毒化合物的酶。酒精分子一个个受到处理，但不是由合适的机器进行的，结果造成有毒的乙醛的聚积，因此产生了“飞红”反应。在伊莎贝拉身上出错的酶叫做乙醛脱氢酶（aldehydedehydr…ogenase），至少一半亚洲人有同样的基因错误。但是等一等，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错误称为“天赐分子”。在一项对1300个日本嗜酒者的研究中，猜猜其中有多少“飞红”的人？一个也没有。虽然有一半日本人“飞红”，但是在嗜酒者中没有一个这样。他们基因代码中一点小小的变化帮他们抵制住了酒精的诱惑。所以说是某些天生的基因差别导致了一些人对酒精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吗？是不是一些人拜基因所赐而使他们对酒精有一种不健康的激情？对动物的研究显示可能如此。一般而言，哺乳动物—从野生的灵长类到家养的宠物都滴酒不沾。要是可以选择的话，它们会喝水。有些科学家打算培植对酒精有胃口的老鼠。在每一代，只有最不讨厌酒精的老鼠才可以被选来繁殖后代。其余的老鼠不许生孩子，所以没有子嗣。科学家很快就有了一群爱喝酒的老鼠。
本能 第二章 欲壑难平（7）
有趣的是，这些爱喝酒的老鼠大脑中很正常地产生了少量快感神经传递素—复合胺。对酒精的爱好可能是试图将复合胺重新提高到正常老鼠所拥有的水平的一种努力。这一发现打开了一个麻烦的“蠕虫之盒”。人类中的麻醉剂瘾君子们和依赖者在基因上是不是和其他人也有所不同呢？最近有数据表明这不无可能。一些研究大脑的科学家在尸检时发现，嗜酒者身体中的多巴胺受体比其他人要少。
其他麻醉剂瘾君子也有基因上的不同。在一项对283人的研究中，有1/3的抽烟者，这些人有一个重要基因存在不寻常的拷贝，而几乎没有哪个非抽烟者有这种拷贝。这种基因被称为D2，它使我们大脑的快感中心在多巴胺的刺激下可以亮起来。拥有这种不同寻常的D2基因的吸烟者会产生第三个小于正常尺寸的多巴胺受体。由于多巴胺在协调大脑的快感中心时起着核心作用，对这一系统的任何改变都会破坏身体调节和获得快感的天然能力。许多抽烟的人都可视为是通过服用药物来更强烈地刺激其多巴胺系统的。通过吸烟，他们可以将其快感中心的水平提高到非吸烟者拥有的自然水平。如前所述，其他麻醉剂，特别是可卡因，也充满了体内的多巴胺系统。而让人迷恋抽烟的D2背叛基因同样也和其他麻醉剂上瘾有关，甚至和暴食也有关联。199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托马斯？理查德？琼斯的男子因交通肇事导致两名女子丧生而受到审判。出事时他正处于酒精、止痛药和抗抑郁药的联合夹击之下。琼斯的辩护律师提到他有很长时间的麻醉剂成瘾史，并在辩护中说是“潜伏在酒精和药丸里的恶魔不肯放过他”。这个恶魔的一个化名就是多巴胺。让一个利用诸如多巴胺和复合胺之类的化学信号来管理快感，这正是危险所在。而基因在生产这些化学物质中小小的差错都可能使一些人终生寻求化学物刺激下的高潮。虽然目前的研究已表明基因在抽烟、喝酒和其他麻醉剂的使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也有确凿证据表明基因并非其中的唯一原因。同卵双胞胎对麻醉剂的使用会表现出类似但并不相同的倾向。如果一个人存在嗜酒问题，则其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出现同样行为的几率会高出25％~40％。但如果基因是问题的全部的话，那么同卵双胞胎就应该出现完全相同的行为。以上这些只是对我们大脑信号系统理解的初期阶段。要完全理解麻醉剂上瘾的问题，必须结合基因及其他大量让人们使用或远离麻醉剂的非基因因素才可以。意志力能挽救我们吗？对麻醉剂“简单地说不”是改掉一个习惯最简单的方法。不幸的是，这种明确而低成本的方法也最容易失败。例如，在任何给定的一年内，试图说不的20人中只有1个能戒掉烟。未经训练的意志力看起来是个很棒的对策，但是等到弱点一起来反击，我们点燃一根烟或调一杯玛格丽特酒的时候，它就无可奈何了。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AA）及类似的计划被人们看做是一种提供了超级加强型意志力。它们给会员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支持系统，但其核心理念在于：成功依赖于个人的自制力。即使是12级的意志力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批评者称仅有5％的AA会员在一年中能保持清醒。支持者对于95％的失败率提出质疑，但不管确切数字是多少，意志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本能 第二章 欲壑难平（8）
意志力的失败令人气馁。我们确实感到如果能再坚强一些，我们就能保持清醒。而且，我们周围经常是不明白上瘾是怎么回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14％的美国人都会遇到严重的嗜酒问题。这个数字令人咋舌，但它同时也意味着86％的美国人绝不会对酒精如此依赖。这些对酒精持反对态度的多数人可能会说：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只需要下定决心，再加上一点点精神上的勇气就够了。我们无法控制对麻醉剂的激情，其根源不在于人格缺陷，而是由于欲望的强大。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欲望是压倒一切的。高尔夫球员约翰？戴利愿花上300万美元仅仅为了喝酒。托马斯？科温顿这个瘾君子中的绝顶高手，曾因吸毒入狱31次。他说，尽管他知道会被捕并处以罚款，但还是要吸，因为“一旦毒瘾上来，什么处罚什么威胁都统统顾不得了。”
上瘾，绝不单纯是个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具有强大的进化和生物学根源。大脑线路上的轻微不同使我们对化学物质操控力的敏感度也有大有小。虽然我们的弱点各不相同，而且多数人并不像约翰？戴利和托马斯？科温顿那样走极端，我们每个人对破坏性物质还是具有强大的本能渴望。由于麻醉剂在我们基因快感之路上横刀杀出，滥用化学品的战争是以我们自己为对手的。由于摄入像可卡因之类的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我们的神经元会沐浴在多巴胺带来的狂喜中，此时的大脑恍若置身天堂，完全不顾我们知道服用麻醉剂是不对的，或者我们体内的那一部分根本不需要麻醉剂。这就如同每次小狗在沙发上小便之后，您都拍拍它，再奖它一根大骨头。您认为这样能让它学会到户外撒尿吗？停止服用麻醉剂也会有类似的挑战性。就像是要我们自己以后别再想食物和爱情一样，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