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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颠覆特曼的结论。那就是在“特曼人”出生时，将“特曼人”分为两组，把1903年至1911年出生的“特曼人”归为一组，然后再把1912年至1917年出生的“特曼人”归为另一组。或许就可以明显看出，那些来自出生年份较早的群体中的“特曼人”更可能失败。
这种解释与20世纪的两大灾难事件有关：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是1912年以后出生，比如1915年，你大学毕业时，经济大萧条的最坏时期已经结束。此后，你被选去服三四年的兵役，这就成了你人生中的一个断点（当然，假设你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话）。
出生于1911年以前、成为“特曼人”的孩子，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刚好大学毕业，那时工作机会很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已经快40岁了，也就是说，当他们被选去服兵役时，他们不得不中断本已步入正轨的事业及家庭生活。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讲，1911年以前出生的人几乎都是不幸运的，20世纪最大的灾难在不该来的时候恰恰砸中了他们。
同样，这种人口统计学的逻辑也可以适用到纽约的犹太裔律师身上，比如说莫里斯·詹克洛。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的门是不会向他们敞开的，所以他们蜂拥着独自创业，处理关于遗产、离婚、合同及其他一些小纠纷的案子。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独自创业者都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大城市中，几乎一半的律师从业人员都挣不到能够维持当时美国家庭生活标准的钱，”杰罗德·奥尔巴赫（Jerold Auerbach）在讲到纽约大萧条时期，这样写道，“一年以后，1 500名律师准备像乞丐一样向社会要求给予相应的救助。犹太律师们（大约是市内律师从业人数的一半）觉得像他们这样继续开业，俨然是‘有尊严地饿死’”。且不说他们花了多少年苦心经营，即使和那些基督同行们相比，他们的收入也“少得可怜”。莫里斯·詹克洛出生于1902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他刚结婚不久，刚买了一辆新车，刚搬到皇后区，他把全部赌注都押在撰写商业法律文件上，但他的时机实在是糟糕透了。
“他打算大赚一笔，”莫特·詹克洛讲到他的父亲时说，“但是经济大萧条扼杀了他的致富梦，他没有一点储蓄，也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书记式的律师。打那以后，他没有勇气再冒险，他受够了。我父亲曾经因为25美元出让了自己法律文案的所有权。他有一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这位朋友经常照顾我父亲一些生意。为了25美元，我父亲放弃文案的所有权，为此他几乎要自杀。就是为了25美元！”
“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块商量，”詹克洛接着说，“他说，‘我现在只有1美元75美分，我坐巴士需要10美分，坐地铁需要10美分，买三明治需要花15美分’，然后他把剩下的给了我母亲。他们是那样窘迫。”
3．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看他们的经历与同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莫特·詹克洛有什么异同。
看一看下面的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美国从1910年至1950年的出生率。在1915年，几乎有300万的新生儿；到了1935年，新生儿的数目降到60万；又过了15年，新生儿的数目又重回到300万。更确切地说，每1 000个美国人中，就有29。5个婴儿出生于1915年；18。7个婴儿出生于1935年；24。1个婴儿出生于1950年。20世纪30年代因此被称为“出生低谷”。为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度过困境，美国的许多家庭都不要孩子，结果是，那10年出生的一代人在数量上比在他们之前及之后出生的人都显著减少。
1910 2；777；000 30。1
1915 2；965；000 29。5
1920 2。950；000 27。7
1925 2；909；000 25。1
1930 2；618；000 21。3
1935 2；377；000 18。7
1940 2；559；000 19。4
1945 2；858；000 20。4
1950 3；632。000 24。1
经济学家H·斯科特·戈登曾经这样描述出生在那一时期的人的专有待遇：
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时，他看见的是宽敞的医院，之前的一个出生高峰，使这里一切设施应有尽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时间宽裕，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在下一个出生高峰来临之前，他们可以安然度过这段短暂的平静期。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高大的教学楼伫立在那里等着他，很多老师张开双臂欢迎他。到了高中，篮球队虽然不如以前的篮球队打得好，但是此时在体育馆里活动不再是一件难事。大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所，班里和宿舍空间很大，咖啡厅人也不多，教授能够殷切教导。接下来，他跻身职业生涯，此时的应聘者很少，而公司对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在他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构成了强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这使得公司能够扩大现在的人才需求。
在纽约，3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数很少，以致在学校，一个班级的人数，还不超过25年前的一半。
学校很新，它是为之前生于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建造的。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学校老师们的工作被看成是地位很高的一份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市公立学校曾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校，”曾经写过大量纽约教育史的纽约大学教授戴安·罗维奇说，“这些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在另外的时代另外的地方可能就能成为大学教授。他们才华横溢，但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职位，在公立机构教学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工作，因为这里很安全，有养老金，而且不会下岗。”
这样的态势使得那一代人去上大学时也受益，例如特德·弗雷德曼，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名的律师之一。又比如弗洛姆，一个家境贫寒的犹太移民的后代。
“我的选择是城市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弗雷德曼说。城市大学是免费的，而密歇根大学，现在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那时的学费是一年450美元。“事实上，一年之后，如果你的成绩好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奖学金。”弗雷德曼说，“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成绩好的话，我只是第一年才需要付学费。”弗雷德曼最开始的意向是留在纽约。“我去了城市大学，在那里呆了一天，感觉非常不喜欢。我觉得这就像在布朗克斯科技学校（弗雷德曼的高中学校）再待四年一样，于是我收拾了一下行囊，搭着别人的便车，就去了安娜堡。”他继续说道：
整个夏天，我的口袋里也才200多美元。为了赚够450美元的学费，我曾在卡茨吉尔区工作，交完学费之后，我口袋里还剩下这么些钱。然后，我在安娜堡一家别具一格的餐馆里做服务生，晚上我还到位于红河区的福特工厂去打工。那时得到的都是现金，找到那样一份差事也并不难，工厂一直在招人。我还有另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在我成为一名律师以前报酬最高的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安娜堡的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建造克莱斯勒测试场。在法学院上学的夏天，我就到那打工。这些工作的报酬很高，也许是因为加班加点干活的缘故。”
让我们回味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从中得到的第一条教益，是说弗雷德曼努力工作，为自己负责任，使自己完成学业。但第二条教益，也许是更重要的一条教益，是他恰巧赶上美国那个只要你想努力工作，你就有可能为自己负责任并完成学业的时代。当时，弗雷德曼正处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利的经济”背景下。他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没念过大学。但是，看看他，对他来说，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他毕业于当时全世界都著名的纽约公立高中。他的第一志愿是能够免学费的纽约市公立大学，第二志愿才是密歇根大学，学费也仅是450美元，而且他毫不费力就被录取了。正因如此，他才可以今天到这个大学看看，某一天又到另一个大学转转。
他怎样去安娜堡呢？搭便车，用他暑假打工的钱。当他到了那里之后，立刻可以得到很多好工作，可以帮他支付其他费用，因为那里的工厂正“求贤若渴”。当然，他们也是：不得不养活3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人，及之后的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必然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不仅仅来自我们自身，也不仅来自我们的父母，它还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