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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第一个技巧在于判断你的问题是否是一个好问题。那些从来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未必是好问题。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聪明人一直在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许多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出来，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值得一提。
可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些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能找到一个让人们感觉出乎意料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颠覆“传统智慧”，那么你可能会变得非常幸运。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传奇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创造了“传统智慧”这个短语（根据加尔布雷思的定义，传统智慧就是指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译者注）。在他看来，“传统智慧”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经常会把那些便利的，”他写道，“以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认定为真理，并努力拒绝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适或跟我们的生活常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会接受那些有助于提升我们自尊的东西。”加尔布雷思接着写道，“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和观点。”
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认为“传统智慧肯定错误”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但注意到“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说，注意到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思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出好的问题。
一项针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米奇？斯尼戴尔（Mitch Snyder）的人开始为美国无家可归者奔走，他宣称美国当时至少有大约300万人无家可归。公众立刻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关注。至少有超过1％的人无家可归？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太离谱了，可既然这是专家的统计数据，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全美公众的关注。斯尼戴尔甚至跑到国会力陈此事的严重性。据说他还曾经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告诉听众，说每秒钟会有45名无家可归的人死去，也就是说，美国每年都会有14亿无家可归的人死亡。（当时的美国人口总数为2。25亿。）假设斯尼戴尔口误或者可能是记者引用错误，假设他的意思是每45秒钟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死亡，那每年死亡的人数仍旧可以达到70。1万——几乎是美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1/3。最后，当有人质问斯尼戴尔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时，他终于承认自己是在捏造，因为当时记者们一直追问他具体的数据，他不想让他们失望。
像斯尼戴尔这样的专家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这听起来不仅让人有些难过，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欺骗的并不仅仅是斯尼戴尔一个人。记者们非常需要专家，专家们也需要记者。对于记者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新闻报纸和电视节目提供大量的资料和素材，所以他们总是很喜欢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新闻话题的专家。就这样，专家和记者们一起，为我们构建了当今“传统智慧”的主体内容。
广告也是建立“传统智慧”的一种有效工具。比如利斯特防腐液（Listerine），该产品发明于19世纪，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剂。它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然后当作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特效药的时候，这种药物才最终取得成功。在利斯特防腐液的新广告中，有一对神情沮丧、郁郁寡欢的男女，他们一方面很想结婚，另一方面却又为对方的口臭而苦恼不已。“我能忍受他的口臭吗？”广告中的女性自言自语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防腐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就好像广告学者詹姆士？特维切尔（James B。 Twitchell）所写道的那样，“利斯特防腐液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防腐液公司的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
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传统智慧”一旦形成，就很难得到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狂热批评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wl Krugman）在2004年早些时候曾经这样评价布什的连任竞选，“媒体把布什塑造成一位总是喜欢虚张声势、诚实坦荡、口无遮拦的家伙，所以记者们总是报道那些符合这种形象的新闻。可如果‘传统智慧’把他塑造成一个喜欢装成牛仔的软弱无能的富家公子，那么记者们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2）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几个月当中，各派专家纷纷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好像米奇？斯尼戴尔的情况一样，往往是应“传统智慧”的一方最终赢得了辩论。女性权益保护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女性权益保护分子宣称，在每3个美国女性当中，就有一个是强奸或强奸未遂行为的受害者。（实际的数字应该是8∶1。）那些为救治各种疾病而奔走的人也会采用同样的做法。为什么不呢？只要稍微撒个小谎，他们就可以吸引到强烈的关注，并募捐到大笔资金和政治资本，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无论是女性健康保护专家、政治顾问，还是广告公司执行官，他们的出发点跟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些专业人士的出发点甚至可能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以警察为例。最近一项听证会表明，亚特兰大的警察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曾经隐瞒了大量的犯罪报道。这种情况明显是从亚特兰大准备申请1996年奥运会的时候开始的。要想申奥成功，该市必须改变自己的暴力形象，而且要快。因此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该市警察系统每年都要对成千上万的犯罪报道进行处理，这些报道要么从暴力犯罪降级为非暴力犯罪，要么干脆被彻底隐瞒。（可尽管亚特兰大市警方仅在2002年就隐瞒了超过2。2万起案件，亚特兰大还是经常被列为美国最有暴力倾向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的警察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可卡因的突然问世让美国所有的警察都万分紧张，他们在举国上下展开大搜捕，试图找到可卡因的源头。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前正在进行的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毒品贩子们都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手里掌握着大把大把的现金，永远也花不完。结果，美国警方的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于那些合法的公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靠贩卖毒品发家的百万富翁”这一形象更让人感到气愤的了。很快，媒体立刻围绕这件事情展开了报道，他们把毒品交易塑造成“美国利润最为丰厚的工作之一。”
可如果你稍微花些时间研究一下毒品交易最为频繁的那些政府救济区，你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不仅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居住在救济区里，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家里，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或许你会挠挠脑袋，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资料，而要想找到适当的资料，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人。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毒品贩子很少会接受经济学训练，而经济学家又很少跟毒品贩子搅和在一起。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一些既跟毒品贩子有来往，又能够得到他们的交易资料的人。
苏希尔？温卡什（Sudhir Venkatesh），童年时代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希德（Sid），出生于印度，他从小居住在纽约郊区，后来搬到南加利福尼亚，在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学位。1989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对研究年轻人在社会当中的自我定位问题很感兴趣，为此，他曾经用3个月的时间跟随迷幻摇滚乐团（The Grateful Dead）周游全美国。但他对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实地考察研究方式并没有多大兴趣。
尽管如此，他的导师，著名的贫穷问题专家威廉姆？朱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还是派他去进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