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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
当罗杰第一次来找我们，他觉得自己诚实、直率。可是他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事往好处说。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很普遍。面对难以应付的要求，我们习惯了长期处于不痛不痒、稍有不满的状态，以至于我们觉得这就是现状，而忘记了感觉上还能有什么差别。或者，我们否认现实，麻木不仁，坚持情况很好，即使从长远看我们的权宜选择毫无疑问是有破坏作用的。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在罗杰的同事们的反馈的帮助下，罗杰发现了一些策略，他正是用这些策略来否认或回避对他生活中更让人不快和无法接受的方面负责任的。责备他人、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就是一个主要的办法。他把工作中的麻烦主要归罪于他的老板不在意他以及经济环境，他用自己无法控制的时间压力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锻炼身体、吃得不好、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
罗杰还擅长用一些自欺的手段，给他不健康的行为找所谓合理的理由。我们把这叫做“还没死综合征”。罗杰对自己说，每周抽几支烟有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抽的数量更接近一打），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后喝几杯酒有什么大不了的（和客户在一起时往往喝三四杯），体重额外多长几磅有什么大不了的（把20磅仍当做几磅）。当罗杰对某种行为感到内疚或被所处环境压倒时，他往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描画成一个没有希望、一文不值的人，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把困难都推开—这样又开始了自欺的循环。在所有这些中，否认是他最常选择的麻醉剂。
在我们遇到的策略里，罗杰的还不算最极端的。我们认识的一位呼吸方面的专家—她在医院和患肺气肿以及其他患类似疾病的病人打交道，最近被诊断患上了肺癌。原来她是个有20年烟龄的烟民。尽管好像有些特别，她曾经设法抵制把她自己的行为和她10多年来每天工作中见到的吸烟的可怕后果联系到一起。
几年前，托尼参加了一个有关情商的公开讨论。讨论组中有一位学究式的心理学家，他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带头人。托尼向每一位参加讨论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每人举出一个例子来描述自己在过去这些年中提高自身情商的方法。”那位心理学家感到很困惑，他不好意思地说：“这确实太难了。在学术领域中真的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提高一个人的情商。”
感觉和现实
我们欺骗自己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假设我们的观点代表事实，而它实际上只是一种解释，是我们选择用来看世界的透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常常围绕一系列事实编故事，然后把我们的故事当成事实。这只是因为有些我们觉得是真实的事并不是真的。在某种情况下事实可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往往太主观。
托比是一个电脑公司的销售人员，在他花了几个星期安排的会议结束后，他为将要签一个大订单的前景而欢欣鼓舞。第二天，他给他未来的客户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提议再次开会。几天后，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又写了封电子邮件，这次过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反应。托比决定打电话，他留了一个留言。这次还是没有回音。托比开始编故事了，这不过是对以前他面对失望时给自己讲过无数次的故事稍作改动。“显然，这个家伙根本不感兴趣，”他总结说，“我只是在和自己开玩笑，说头一个会开得有多好。我必须振作起来。最近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显然我销售的方法有问题。”他感觉灰心丧气，还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他决心不再继续追究这件事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托比把他的故事讲给他的朋友盖尔听。盖尔对同样的事实的理解完全不同。她问：“难道你不是在过去的6个月里做成了几笔大买卖吗？你自己告诉过我，你正在推销的这些是高价物品，不会很快就卖出去的。如果这个家伙在你离开会后似乎对这个产品有热情，我肯定他的确如此。他可能正好非常忙，这件事从他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你为什么不再等一个星期，给他写封电子邮件，就像你是第一次跟进此事？”
托比很不情愿并心存怀疑地接受了盖尔的建议。在他发送新电子邮件10分钟后，他收到了他未来客户的回音。信的开头是：“抱歉，我们见面时我忘了说我正好要去度一个两星期长的假期。我对产品仍然很有热情。咱们安排一次会面来进行下一步。”
托比被他讲给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事实打倒了。幸运的是，他的朋友发现了一个更能给他动力的看待相同情况的方法，这帮助托比改变了他的态度和精力的质量。正如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所说：“当我们的解释掺入个人的、永久的和广泛性的因素时（是我的错……事情总是这样……这会影响到我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只有放弃并且变得僵化了。当我们的解释采取相反的形式，我们就会变得有活力。”在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无论托比还是盖尔的解释都不比对方的更可信，但是一种更乐观的反应显然更能给人以力量。
当我们太过于用单一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时，不论好坏，都既是一种危险又是一种欺骗。当我们能回过头发展自我观察的能力时，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自我。通过扩大视野，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人生中上演的一出出戏的观众而不是和戏本身搅在一起。冥想的做法有时候被叫做“见证”—在不陷入其中的情况下观察我们的思维、情感和感觉。就像精神病学家罗伯特·阿萨鸠里（Robert Assagioli）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一种“我被焦虑压垮了”的感觉转变到一种“焦虑感正在试图压垮我”的更冷静的感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受害者；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们有做出选择、采取行动的能力。
“我可能错了”
朱莉是一位参加我们培训的执行教练。她在回答别人的疑问时会觉得非常舒服。问题出现在偶尔有客户强烈反对她说的话的时候，她马上的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人僵化、防范别人、不愿诚实看待自己。经过一些调查之后发现，朱莉害怕出错，非常讨厌受到批评。尽管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考虑她相反的观点让她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觉得好像她的自尊受到威胁。结果，朱莉花费巨大的精力捍卫她的观点。尽管她感觉敏锐，但她缺乏从自身以外的角度看世界的能力。
喜剧演员丹尼斯·米勒（Dennis Miller）以他激昂的演说而闻名，他用欢快的语言挖苦名人和当权者，取笑他们膨胀的自以为是感和他们的虚伪。他的每段演说都以让他们消除戒心的话结束：“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他说，“我可能错了。”这是一种可爱而巧妙的、用针捅破他自己的气球的方法，一种承认他可能和他戏谑的对象一样自以为是的方法。朱莉的挑战是放松她自己的防范和刻板，认识到那些有时候可能歪曲她对于自己和客户的看法的思维方式。
面对现实需要我们对没有准确看待自己或他人的可能性永远保持开阔的胸怀。举一个表示品德之间相互需求的生动的例子，没有谦卑的自信会变成自以为是、自大狂甚至狂热。同一组研究人员一起，吉姆·柯林斯在他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一书中研究了在前几年里效能大幅度提高了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素质。让柯林斯惊讶的是，他发现造就了最成功的公司的并不是那些最有魅力或才华外露的领导者，而是那些把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坚定的决心和谦卑，均衡地融合在一起的领导者。
毫不为奇，能在面对挫折时坚持住才是成功的关键。但是为什么最成功的领导者也都这么不爱出风头、谦逊、渴望和别人分享荣誉呢？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谦卑给别人留下蓬勃发展的空间。他们本能地认识到，任何大型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给人们一种主人翁感、一种受到重视和有价值的感觉。真诚的谦卑还意味着，这些领导者对和他们自己的观点相左的意见，以及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在出错时也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当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精力用于保护自己的地盘时，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真相，继续学习和成长。这一课我们自己已经上了无数次了。尽管我们对所教的内容充满热情，但我们知道它是一份永远在不断完善的工作。我们没有全部的答案，我们的想法继续在严酷的考验、质询和对其他观点的开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