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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波和邹进先对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说法，反驳最力张碧波、邹进先：《红楼梦旧稿为石兄所作说驳议》，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戴说主要依据曹寅的《思仲轩诗》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为芽，可食。其木美阴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兴，盖有望于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尔。”曹寅《楝亭诗钞》中提到的竹村有两个，另一个是王竹村，姓与名连写，以与这一个竹村不相混淆。张、邹指出，《思仲轩诗》里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实是李煦，因为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记载，李煦任苏州织造时，“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盈，杂村虚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体，所以在伤悼亡弟曹荃的诗中“托物比兴”，把昆仲情谊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戴文引为旁证的朱彝尊的《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张、邹考证出系通过鲍照和李陵来比照曹寅，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有“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的诗句，和《思仲轩诗》的“有望于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之处。他们写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说法，‘竹村’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调’称颂曹寅《思仲轩诗》，就是以抒写朋友之谊的李诗比拟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诗，那就是不伦不类的颂扬了。这对一代著名诗人学者的朱彝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对曹寅的《思仲轩诗》的诠释而言，戴不凡过于深文周纳，远不如张、邹的解释更为妥帖。所谓“石兄”就是过继给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证据实在弱不能支。这说明戴不凡的立论，矛盾和疏漏以及错讹，是很多的，难怪文章一出来，即引起一场红学论争。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做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75至第416页。，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共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当时阅读的结果。但文章发表之后，红学界有一些议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有异见。1980年夏天，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将此文提交给大会，也听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参见香港《明报》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发林亦乐先生撰写的“特稿”。，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周汝昌：《献芹集》第187页、第217页和第225页至2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