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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润孙在文章的结尾处特地加以说明：“《红楼梦》是小说，小说中每个人物不能只是象征一个人，每一个小说人物，可能是许多实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体。在贾府兴盛时，宝玉某些形象是象征皇帝，到贾府被抄，宝玉遭难，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家族中某些成员的象征。即在平时，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也并非时时象征皇帝，只是从住进大观园，一群女孩子围绕着他，和他与女人的关系，这两项故事上说他象征皇帝而已。大观园在贾贵妃省亲时象征皇帝行宫，贾贵妃传谕令人住进大观园也有此象征。及至贾家被抄，则象征普通官员的园林而已。小说不同历史，曹雪芹汲取若干实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小说中的人物，更汲取若干地方的景色，渲染成小说中的景色。《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传，也不是实事纪录，岂能要求每个小说中人物与实在人物完全符合。不能在小说中寻求历史，是人人知道的事。本文说宝玉与女人关系象征皇帝，贾元春省亲象征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从某一些行为上说，则当然不能从宝玉、元春所有一切行为与语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说他们的遭遇与皇帝完全符合。”这一说明旨在与索隐派划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为小说批评也不能回避对作品中象征意义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确阐释作家的诸种象征手法和象征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说批评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意图表现的多层次性。
蔡元培说《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数层障幕”，不失为有识之见。当然他没有用象征这个概念。《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在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这点上可以相互补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是，则红学三派的观念和方法在长期冲突的同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对作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客观意蕴如何理解。
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着眼点，在作家的主观命意上，所以他们拼力以求的是《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初的艺术构思。小说批评派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命意，但不赞成离开作品本身去寻找。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概括：“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至24页，台北联经版，1981。不过应该补充一点，从作品本身发现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单一的。长篇创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年或几十年，直至终生，是常有的事。时间的推移必然包括环境的改变，从而使作者思想发生变迁。因此作品的最初构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区别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号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中变化可想而知。
何况，文学语言既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碍；文学意象已不同于作者的构思，作品所展开的世界有时会忘记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说的话，需要与作品的规定情境相吻合，与人物性格一致起来。但不排除聪明的作者兴之所至，会做出位之思，把写作时周围出现的即情即景、本地风光，以及作者一时的感喟，巧妙地编织进作品中。考证和索隐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文学创作中随时掺入的部分和前后变化的情况，一一搜寻出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3）
比如庚辰本第五十五回的开端，明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今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将宴乐俱免。”第五十八回承前文又写道：“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俞平伯认为这不大像一般小说的写法，很可能是时事的记载，于是查《清史稿》，发现在乾隆九年确有一位姓纳喇氏的老太妃薨逝，雪芹是顺手牵羊，写在书中了②俞平伯：《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1页至第23页。。还有第十一回写着：“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节气说得很确定，不像随意虚拟。俞平伯查《万年历》，从雍正元年查到乾隆二十八年，共四十一年，约相当曹雪芹的一生，只有乾隆十年“十一月大，二十九日丙申，夜子初二刻八分冬至”。按一般说法，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正是老太妃死后的第二年②。这样的考证，对确定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有参照意义，小说批评派红学没有必要加以排斥。
红学的小说批评所追寻的，是作品的艺术有机整体，考证和索隐为了追寻作者的主观命意，则不惜把艺术整体分割成部分；小说批评注重作品的本文，考证和索隐则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文本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本文的影响；小说批评看重艺术的真，考证和索隐更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考证和索隐重视作品的原型，小说批评重视作品的重建。就批评方法而言，红学三派是不同的，在达到对作品的阐释的目的上，又可以互补和统一。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拥挤的红学世界
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红楼梦》这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领域是比较狭小的；尽管后来衍生出曹学，使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明清史和文化史相重合，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而喜爱红学、涉猎红学、跻身红学的人有增无已，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形成红学世界特有的拥挤现象。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俞平伯感慨道：
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语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余英时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页，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李田意也说：红学这东西很麻烦的，我想来想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