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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4页。陀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晚生一个世纪，创作活动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增加了对贾宝玉典型意义的理解。现代的美学观念和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使夏志清先生这篇《红楼梦》论文从语汇到批评角度，都具有新鲜感。
宋淇的《论大观园》刊裁于1972年9月的《明报月刊》，初看似乎是从本文出发的文学考证文章，实际上由典型的小说批评的观念所统领，立论角度新颖，客观上具有文学考证般的说服力。
因为大观园是生活中实有，还是作者虚拟，历来是聚讼最多的红学课题，抓住此一问题详加论证，有助于追溯曹雪芹艺术构思的特点和创作思想。宋淇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造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题的发展，而不是用大观园来记录作者曾见到过的园林。”参见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他说作者的意图是想把大观园变成保护女儿们的堡垒，除宝玉外，一般世俗男子是不能入内的；而这所堡垒的建造，必须有元春其人方能完成，因为要省亲，才需要有一个大观园，正是在这一点上，自传说露出了破绽——曹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皇妃，当然更不会有皇妃省亲其事。所以大观园本身代表一种理想，理想破灭，悲剧由是发生，宋淇写道：
很多读者对贾家抄家一事发生兴趣，认为这是贾家一败涂地或贾家中落、大观园悲惨下场的根源。其实，抄家只是一个外来因素，犹如地震、天灾、水灾等一样，带来极大的不幸，虽然令人惋惜，但并不能产生深刻的悲剧感。《红楼梦》的悲剧感，与其说来自抄家，不如说来自大观园理想的幻灭，后者才是基本的，前者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参见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3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3）
如果从对贾家的打击来说，放在清中叶的历史背景下，当然抄家一事非比寻常，读者关注是有道理的；但从艺术创作和美学意义上看问题，大观园的衰败和破灭，确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感，宋淇先生的论断是精辟的，可谓发人所未发。而且他无意中揭示出了《红楼梦》悲剧构成的第三条线索——大观园的兴衰及作者理想的破灭。贾府衰亡和宝、黛、钗爱情及婚姻的悲剧，是另外两条线索，已为许多论者所指出，惟独大观园的兴衰这第三条线索，过去没有人论及，实为宋淇的独家发明，笔者认为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做是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的贡献。夏志清在《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中，也曾注意到大观园的特殊作用，他说这个园子是为元春所建，贾府的孩子们住进去也是元春之命，她要他们能享受她在宫闱中被夺去的那种友情与温暖，因此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男少女们的天堂，后来在大观园里拾到了绣春囊，就像蛇进入伊甸园一样，亚当和夏娃不得不由天堂下落到人间，于是大观园迎来了末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分析与宋淇的看法甚为相合，但宋淇更重视内证，从书中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推导出必然的悲剧结局，立论的说服力更强宋淇后来又撰有《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一文，进一步论述怡红院在大观园的悲剧中的作用，可视作《论大观园》的续篇，载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6期，可参阅。。
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红学观念上直承宋淇的《论大观园》，刊载于1974年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后反响热烈，可以说是七十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红学文章。所谓‘两个世界’，是指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在书中就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曹雪芹用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来象征两个世界的不同。问题是大观园这个女孩子们聚居的理想世界是否真正干净？余英时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做一个鲜明的对照。”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7页，台北联经，1981年版。为证实这一点，他具体辨析了第三十一回晴雯和宝玉一起洗澡的情节，指出作者用的是险笔，故弄狡狯，后来宝玉探晴，已由灯姑娘从旁作证，使晴雯在读者面前保持清白。还有绣春囊一事，余英时说这自然是司棋与潘又安所失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说明被鸳鸯惊散，两人并未成双，仍未混淆情与淫的界限。宋淇论大观园，侧重于园子内部的兴衰，余英时对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更为注意。他写道：
作者处处要告诉我们，《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要我们不要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在肮脏的里面出来的，而且，如果全书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来，我们一定还会知道，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的地方去的。“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整个大观园的归宿。妙玉不是大观园中最有洁癖的人吗？曹雪芹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是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毁这个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不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即采取一种确定的方向的。当这种动态关系发展到它的尽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也就升进到最高点了。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0页至第5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这在对《红楼梦》悲剧意义的理解方面，比宋淇又进了一步。而且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洞悉我国学术考据传统的得失利弊，为了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点，率尔出位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探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这使我们格外看重这篇文章。其他许多论著大都是依据自己的或从别人借用来的美学观念，来批评《红楼梦》，余英时则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概括出两个世界的理论的。
1971年9月出版的台湾《幼狮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专辑该刊此期刊载的文章计有：（一）徐小玲的《从宝玉的觉悟看红楼梦的出世精神》；（二）吕正惠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三）黄美序的《红楼梦的世界性神话》；（四）黄挽华的《宗法社会的畸形面——谈探春母女的冲突》； （五）康来新的《一双感情事件的对比——龄官与贾蔷》；（六）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七）陈秀芳的《曹氏笔下受屈辱的女性》；（八）吴宏一的《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九）严曼丽的《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十）柯庆明的《论红楼梦的喜剧意义》； （十一）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十二）严冬阳的《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问题》；（十三）南海的《一部“人像画廊”作品的再评价——访王文兴先生谈红楼梦》；（十四）高阳的《红楼梦新探质疑》。除最后一篇，其余大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论文。，有的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谈艺术结构的安排，有的分析书中的矛盾冲突，有的探讨作者的创作思想，各有所得，足以启发《红楼梦》爱好者的思考。其中尤以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写得文情并茂，饶有韵致，剖析的是一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全书别有赏会。而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把贾珍、贾琏、贾容、贾瑞、薛蟠、邢大舅、李贵、周瑞、林之孝、赖大、来旺、焦大、鲍二、茗烟、兴儿、喜儿、寿儿、周瑞家的、李嬷嬷、刘老老、芳官的干妈、春燕的姨妈和姑妈、赵姨娘、马道婆、王善保家的、晴雯的嫂子、来旺妇、多姑娘、王一贴、张道士、葫芦庙的小僧、傻大姐等，作为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物类型，透视作者如何描写他们，探讨这些角色在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性格和语言的特征，立论的角度颇别致，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文章结尾处总结说：“这些人物的故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