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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就走了。在车站我拉过她的小手亲了一下。姑妈看到了，樱子的脸飞起红云。
接着你应该可以猜出就是开学。开学了就是二零零零年了。在这一年里，我很想念樱子。我记起了日记。每天花一笔时间想她我觉得很不够，就记起了日记。还是不够呀，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想她。我按她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过去，我每天去一趟收发室，但是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后来我知道她把给我的信投进了邮电局的意见箱。在上述情形下，我想我必须见到她。
大概是二零零零年四月份，我悄悄摸黑起床，清早搭上去她那里的汽车。
我从来没有去过湘西。姑妈家会在哪里？我只想见到樱子，于是去她的学校。在车上我看见散学的儿童背着书包在路上打闹。天色渐黑。我有点伤心。又担心。站在他们学校门口，里面的操场空空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这时，两个小女孩走过我的面前。其中一个打着伞，我没有看清她的面容。我看着这个拿伞者的背影，心想那真的是樱子吗？跟着她们两个，穿过了两条街，来到一个斜坡上。这是这个小镇最后一条街了，透过层层叠叠的房子，可以看见去年收割过的稻田。我试探地轻叫一声“樱子”，她转过头来了！跑过去举起她小小的身子，她鞋上的泥巴高兴地跑到我的裤腿上。
同行的小女孩说她先走了。樱子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哥哥你手又冷了。路边散学回家的学生一群一群地看着我们，我心里只想着我的小樱子，因此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女生长得如何。
甚至那个湘西的小镇是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觉得十分亲切，仿佛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樱子陪我来到集市，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听她背书，背的是那课《武松打虎》。樱子用她好听的声音对我说：店家，筛三碗酒，切二斤熟牛肉来！
但是我只这样了一天，就不得不回去。姑妈说高三你怎么能跑这么远出来玩呢？我不知说什么好。樱子送我到一条叫渠河的河边，说哥哥等你再来我带你到这里来玩。
现在两年没见到樱子了。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告诉樱子我真喜欢她。我在一堆卵石上说我肯定要娶你的，樱子。不管在我身上发生多少游戏，这总归是句真话。二零零一年的冬天到了，我的手又开始冰凉冰凉，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九三年的马蹄
北方的夏天和南方的酷热截然不同，但是无论身处何地，我对回家同样怀有莫名的恐惧，它像一阵雷阵雨，让我爽快的同时，带来了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
可能在我出生不久，河滩上还没有马匹嘶叫的时候，我们村就接上了电灯，所以我记忆里没有摸黑的记录。后来竟然有两三户人买来十四寸黑白电视机，好像是金星牌的。它们无情地占据了少年和儿童的大部分夜间时光。月光被随意抛弃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清澈的眼睛里跳动着一个个雪花一样的屏幕。万一停电的晚上，我们也许会呆在家里，一边听剁猪草的声音，一边做作业，一边想《封神榜》下一集的情节。偶尔，会听到有趣的故事。有的是纯粹有趣，有的教育着人，励志、尚俭、劝善、行侠仗义、惩恶锄奸、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以为世界有说不出的美好，就算暂时不那么美好的，也会被改造、剪除、扼杀，变得比美好更加美好。
一九九三年，上初中之后，为数不多的几则故事，变得跟我的家族密切相关。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做一匹千里马，勤奋刻苦，光宗耀祖。我是长孙，我不光宗耀祖，谁光宗耀祖。我爷爷总是说：你爸爸他们不能读书，是怪那个社会，你们现在可以读书了，就要攒劲，不要整天吊儿郎当。具体为什么社会不让我爸爸他们读书了，我一直不甚了了；我想，那时不照样有人考上了大学吗？社会还是让人上学的呀。
直到有一次，我爷爷像一只老黄牛一样用目光上上下下地抚摩着我青春期的身体，说，力子，你不知道，那时你爸爸读书成绩很好，但是别人不让他读书啊。那时读高中是靠推荐，公社都喊了广播了，让你爸爸去，但是寅升那时是党委书记，他把你爸爸的名额给了他儿子了，还对你爸爸说公社让他到茶场里去。我听了没吭声。爷爷继续说，寅升说的那些话，你不知道有多撑人，我还记得那时是走到现在锅毛屋前，我砍柴回来，遇见他了，他说：要是你们家里以后能读到书，我就舔干净你的屌！我爷爷说这些话的意思是：现在暂时没人阻挡你读书，赶快读吧。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争一口气。当然他的话还包含一些别的意思，但是当时，我相信他认为争气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可惜我一点也不理解他的苦心。初中三年很快被我混了过去，我成绩平平，勉强考上高中。高一有了点起色，马上又跌落谷底。高三才弄到我爷爷梦寐以求的第一名，那时，我回去，真的看到他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喜气洋洋的英武之气，再说起那个古老的家仇事件，欢喜也更多地代替了愤恨。
在初中的后半部和高中的前半部，我的青春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过去了。不用说，我很烦。看到什么烦什么。我不愿意回家。有一次，一个老师迎面扑来，质问我：你为什么放假不回家？我如果知道就好了，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答案，一切只是因为我处在万恶的青春期。
我变成一个怕回家的人，那是哪一天？我无法回忆起这一切。在我比青春更小的时候，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八岁那年，我爸爸打工去了，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家里。那年夏天冰棒卖五分钱一根，绿豆冰棒一毛，雪糕两毛。我唆使我妹妹嚷嚷要吃，没想到被老辣的老妈一眼识破，她撇开妹妹直接对准我高声呼喊：要吃冰棍，自己去担煤炭。
好像我小学时代学过一篇类似的课文，说的也是挑煤挣钱的事儿。一九八九年马路还没有修到深山的小煤矿，马还只能在遥远的河岸低头吃草，打着响亮的响鼻。把一百斤煤炭从煤炭山里挑到大路上，行程约三公里，可获银六角整。我那天一共得到一块四的报酬，但是当天只领到五毛钱工资，老板说财政紧。那几天我妹妹把我奉若神明，但是当时我收工的时候，就像在地狱的边缘欢天喜地地行走。我记得我那天挑得最重的一回也只有六十三斤，中途还把绳子弄断了一回。那是一截电线。我于是跑到我奶奶家，拿了一根足够结实的尼龙绳子。那真的是一根结实的绳子，一直到天黑收工，它还没出现断裂的痕迹，倒是我出现了。我手心里攥着五角黑乎乎的人民币，在我奶奶的温情里洄游。那天我太累了，尤其是我的肩膀红彤彤的，煞是好看。我很快栽倒在奶奶床上。那时的风是凉快的，还是热的？我忘记了，它吹拂在我沾着湿发的前额上。天黑时奶奶试图叫醒我，让我回到我妈那里去。我真的被她弄醒了，但是我不想动，我哪一块肉，哪一跟毛都不想动。于是我继续装睡。最后奶奶动用了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捏鼻子！捏了一阵，我再装就不像话了。但是我最终赖在了那里，奶奶给我脱鞋，洗脚，给我洗完了她把自己的脚也洗了。整个过程她骂骂咧咧，但在此刻我的回忆中它们好像天堂的光辉。奶奶于二零零三年去世。我记得一九八九年在整个炎夏的梦里我依然有喜形于色的兴奋，手舞足蹈，意欲把自己的小收获马上告诉我奶奶，再告诉我妈妈。这比起后来我偶尔拿个什么奖却再也不愿意向家人透露半点风声一比，不能不让人怀疑我对那些一同享受过欢乐的人是否产生了无微不至的防备。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家都眉开眼笑的。毕竟，在一个农民家庭，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而且，在这个农业人口遍布神州大地的国度，要逃脱历史赋予我的命运，不再渔樵耕，唯一办法就是读，读书、考大学，等待鲤鱼跳龙门那终极的一跃。因此，我的地位明显地上升了。大家的希望和爱一旦在我身上得到了实现，就继续加大他们的投资。谁也知道这并不一定就是无偿的付出，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自己家中的人就不会因此而受益。我的家族亲戚们像我国所有农业人口那样对权力怀有崇拜、敬畏、渴望等多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出身农家的大学生，他们同样被家族的责任所累。高行健说：“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我也想说：“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