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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喝酒，哪在乎酒的贵贱？
忘了《老子》开篇第一章，第一、二、三、四句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把“道”字换成“酒”字，你说“矮子二表哥”是不是一位“酒哲”？
从十几岁喝到近九十岁，“酒龄”不可谓不长，照今天酒的行市，他喝的“包谷烧”、“高粱烧”、“苕烧”每斤不超过五块钱。有人说喝劣酒伤身，一个人能喝到九十岁，伤不伤身也就无所谓了。
记得五十多年前楼适夷先生给我讲鲁迅先生给他讲的一个故事。绍兴酒铺子一个人在喝酒，见过路挑卤螃蟹担子的，顺手摘了一只小蟹爪，吮着蟹爪喝完他那杯酒之后，小心将蟹爪塞进砖缝里。那人一走，店伙计捉狭扔掉他的蟹爪，换上一根同样大小长锈的弯铁钉。第二天那人从砖缝提出他的宝藏，吮了一下铁钉，喝一口酒，尽兴之后，仍然把铁钉藏进砖缝，扬长而去。
这种酒的修养也都是很接近《老子》的道理。
“矮子二表哥”会弄菜。他搞的红焖猪爪，全县有名。前一天晚上得到通知，第二天大清早他就会提着十来斤带毛的猪爪子来敲门，一个人蹲在灶门口用烧红的烙铁细细收拾这一个个精美得像绣花荷包的东西。熨烫衣服袖口和折边的长把小尖烙铁，有如刻花的雕刀在肥猪爪上下左右及缝隙细处灵巧运行，焦毛和皮下脂肪的烟雾洋溢在厨房中，融合成一个美好预兆，由不得你不流口水。然后“矮子二表哥”把这些小精灵似的东西倒进大锅，再往灶门里甩进几小块好柴，像炼丹炉边的太上老君一样，嘴巴不停地念叨些甚么……
底下配料烧制的学问很少让人偷师。晚上大盆子猪爪上得台面，那一个个晶亮不带汤水的猪脚爪到口消融，软糯香麻之处简直让人想“死”。
众人吃了他创作的神品还背后骂他，说他脏，边做边擤鼻涕，喷口水，不洗手……
要干净！能这么好吃么？你把厨房搬到卫生院去好了！
有一个日本故事。
日本某部队每天早点名时，一个士兵总是挨揍。他天天醉醺醺，令军曹难以忍耐。
天天打，天天醉，军曹也纳闷起来，严格的作息时间没有这个士兵钻空子的机会，检查床铺上下左右里里外外，没发现任何喝酒的痕迹。问士兵本人，他也交待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嚷嚷自己从不喝酒。后来送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有一个造酒的胃。任何粮食吃进肚内，都会一下子酿成醇酒，而这个士兵又是个不喝酒的人。不喝酒的人天天满肚子酒，怎能不醉？于是只好像一句诗所说的：“不是愁边即酒边”的那种境界了。
为了酒，受这么大的委屈也真是难得。
不知道是日本哪家医院哪位大夫检查出这个精彩的毛病？反过来我想知道，像男变女和女变男的手术一样，可不可以给所有好酒的朋友装一个酿酒的胃！甚至医学家有一天制造出可以任人购买的各种“酒胃”，像假牙随意装入口腔那么方便，像换灯泡那么容易。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酒鬼’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茅台’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五粮液’胃。”
“哈哕：给，我，一，个，XO胃。”
让天下的酒徒们享受既“酒醉”又“饭饱”的一个钱掰两瓣花的极乐世界？那该多好。
可惜我的两位好友潘际垌和邹洁英兄嫂都先后去世了，留给我的只有伤痛的余香。我们两家的交情继续了五十多年，无论是太平或动荡年月，我们都没有丧失友谊的信心。
这两夫妻真有点特别，丈夫文雅温藉，妻子坦荡豪侠；妻子胆大，丈夫胆小。他们都倾心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好艺术、好文学、好音乐、好饮食和讲究的菜肴、好烟、好酒、好的衣饰。而且是一对好父母，教养出几位很有出息的孩子。
并且，谁也不准说他朋友的坏话，他们的朋友都是心目中世上一流品类。
我们背后都笑称女的是“十三妹”，男的是“安公子”。
兄嫂都好酒，而且好好酒，酒的学识精深无比，尤其是好客的癖性让朋友鼓舞佩服。嫂夫人的江浙菜肴的烹调手艺一流，我们北京城十几个朋友成为经常被招饮的对象，凡半月空闲就认为异象。
批黑画那段时候，我成天都在挨批，其实事实很简单，无非我给当时还不认识的南京画家宋文治的册页上画了个猫头鹰，要我承认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北京饭店那么大，册页上的猫头鹰那么小，能挂在哪里呢？就算给北京饭店画的，怎么就变成攻击社会主义了呢？何况在画上明明题了宋文治的名字。诬陷的目的指向周恩来总理，而调我到北京饭店参加美术设计工作是周恩来、万里同志的意思，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和万里同志调来一个攻击社会主义的画家到北京饭店。”猫头鹰又如何攻击社会主义呢？爪牙们说：“一眼开一眼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眼睛的一开一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说来说去，这帮爪牙也弄不清楚。不停吵、嚷、骂！我也可怜这帮爪牙，他们为我的事背后忙得比我还累，日日夜夜弄材料，跑外调，还要在会上大声地叫喊，拍桌做表情……我也累，上下午挨批，回答问题，只是不管如何遭遇轰炸扫射，把住我根本谈不上画一只猫头鹰去攻击社会主义这道关，一攻一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弄了近两个月，挨批之后回家还要写明天的交待检查。这种累比挨批还可怕。洁英大嫂说：“好好吃，好好睡，留精神对付他们！这年月，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老潘兄则每晚开通宵为我写检查，第二天一早上他们家按稿重抄一遍，带上学校。大嫂说，老潘兄每晚都汗流浃背，他胆小，他害怕呀！为了朋友又不能不写，半夜三更，嫂夫人掀起被窝坐起来骂他：“你看你，又不是你出事，怕成那副样子，都三点了，快写完了好睡！”老潘一边写一边说：“别吵！别吵！永玉清早来拿！”就这样为我做这检查，工作了一个多月。
写这么多与酒无关的话做什么？有关的！
他们夫妇都爱朋友。为朋友真诚的承受苦难……洁英嫂爱做好菜，像诗人写出得意的诗要读给人听一样，总要招人一同共享。太平年月算不了什么，“文革”期间，居委会定她是资产阶级，剃了她半边头，要她每天大清早扫好长一段胡同。胡同一扫完，回家洗手洗脸，包上头巾上菜市场。（免得人见到她“阴阳头”）买回来一个七斤多重大鱼头，于是就打电话招我们这一伙人晚上上他们家去。
朋友一边喝酒吃鱼头，一边轻声地说：“你的胆比这个鱼头还大！都什么时候了！……”
她说：“我怕什么？不偷不抢！不反革命！历史清清白白，不就资产阶级作风嘛！不过就是爱点打扮嘛！居委会都说我地扫得认真，像个改造的样子，一个家庭妇女还能怎的？我故意穿好料子衣服，包漂亮头巾扫地……让他们看看！”
“文革”期间，他们家藏的好酒眼看喝完了，就买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朋友也帮忙张罗，就在这当口“四人帮”伏法，天下大白。
从此，大家可以大声说话，聚会的机会更多起来。我是个不喝酒的酒徒，有如胆小而喜欢热闹的人买爆竹请别人放，经常买酒的份就由我主催了。外头送我的洋酒、土酒，也就点滴归公地送到他们府上。多少年过去了我跟家乡的酒厂挂钩之后，酒的品牌进了北京，最开心的是他们俩夫妇。
“真没想到，你们家乡出沈从文，还出这么好酒！”
这两位酒的老行家逢人就帮着吹我家乡的酒好，还夸张地说：“有此酒，不做第二酒想！”
后来，他俩定居香港。我凡去港，仍然带家乡酒送他们。不久，有成就的儿女接他俩去了美国，间或也回港、回京，我仍然陪他俩喝故乡的酒。他俩的神气，真用得上“陶醉”这两个字。
洁英嫂曾说过：“最希望有一棵能挂秋千的大树。……”
我在佛罗伦斯圣塔玛托山上的家，前院有棵巨树，伸出一大枝可以挂秋千的树干，邀他俩来做客，每次来信总说好、好、好！却总是不来。
洁英大嫂先几年去世，老潘到过万荷堂多回，最末一次像是告别，三天后逝世在北京的医院。洁英大嫂除了去过我香港的家之外，意大利的“无数山楼”，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她都没有到过……
东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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