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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惟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上海交大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
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过去四年公司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与微机有关的人员在整个公司已有400多人，分散在5个部门，机构庞大而又彼此牵扯，这本身已是官僚作风的土壤。部门的经理又像“绿林好汉”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头，还大胆地藐视总裁室的权威。当有一个关于销售的问题要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想去上海，另一个人想去成都，第三个人想去乌鲁木齐。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构思行军路线，永远无法同行。杨元庆在协助刘金铎领导微机销售的时候，每天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所困扰。这种情况迫使他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来组织新部门的构架—它将以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为基础，而不再是建立在所有产品的某一环节上。
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两位元老的支持，50岁的曹之江和年纪更大的袁葆玑情愿给年轻的领袖充当助手。这两人都是技术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是新生一代连接过去的桥梁。杨按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始终称他的两位助手为“老师”。在杨元庆统帅微机事业的最初两年里，这两个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杨把许多事情全都交给他们去照看，包括最为重要的产品研发和产品质量，而他自己则倾心尽力地建立全新的销售体系。那些日子，他只要对“曹老师”和“袁老师”说一声“后面的事情请你们多管管”，就可以放心地走遍全国。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50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1）
杨元庆把他的指挥中心搬出中关村，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他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了1 000平方米的层面，开辟了微机事业部的第一个办公区。开张那天大家都想热闹一番，可又没钱做广告。杨元庆坐在房间里，从大玻璃窗看到街上车水马龙，忽然心生一计。他让属下把“微机事业部”贴在窗上，又写了“联想386、联想486、联想586”，个个大字都能透过玻璃朝着大街。到了晚上派个人守在那里，弄个聚光灯照着，让街上的人全都一目了然。“这跟做广告一样”，杨得意洋洋地对属下说。
那个春天人人都像回到了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家用电脑事业部现在也并入杨元庆麾下。两年前许志平开创这一理念，并且用一个神秘的“1＋1”来张扬，但是他在市场上的努力并不成功。联想家用电脑总计只卖出几千台。事实证明此人毕竟是个书生，虽然脑子里面总是花样百出，但却缺少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市场大潮的能力。
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尽管如此，计算机市场在过去两年里突飞猛进，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益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刺激了家庭计算机的市场，那些拥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来，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
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很少，通常限于家庭里面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年工资不到4 000元。诸如苹果、惠普、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又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但是毕竟太贵了。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为名牌机器的三分之一。
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就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这样说，并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解释说，“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合适的，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然后他又补充道：“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个‘经济型’就是跟兼容机差不多一个档次。”
以“经济型”来标榜自己，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个人计算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技术部总经理李之文是“E系列”的主持者，而他属下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了联想，后来成为联想集团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惟一优势就是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到一个机箱里，惟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一辈子说来都能感到兴奋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51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