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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1991年夏秋之际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先是大声呼喊“顶住，必须顶住”，就像一个败军之将在喝令部下停止溃退。然后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每天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共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必须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不过，渡过危机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在两小时内完成。应旗头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主持裁员大局，连夜为每个将要离开的工人准备好支票。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车间，面见工人，用一种凄婉的口气宣布决定，递上支票，说明那上面有多少工资和补偿金。100名工人大都是插装配件的女工，只读过初中甚至是小学，这意味着她们离开这里以后就很难再有工作。但是没有人争辩什么，只默默地走到工位上拿走属于自己的用品，在保安人员的目送中走出厂房，一个跟着一个，让应旗感到“很受冲击，心里特别难受”。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
第37节：柳暗花明
1992年1月，公关部宣布“1991年度公司十件大事揭晓”，遭遇“黑色风暴”一事自在其中。当时这一条是这样写的：香港联想集团平安度过席卷国际计算机市场的“黑色风暴”，1991年12月板卡销量近10万块，当月经营额1。32亿港币，创历史最高纪录。
看来“大撤退”的决策发生了作用。199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 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1991年年终，柳传志在香港举行圣诞联欢晚会，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业同行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听上去，几个月前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了展示公司新业绩的陪衬：
我们不但挺过了这场风暴，而且大大超过了预定值。原计划1991年营业额5。5亿港币，结果我们实现了9。5亿港币，年递增率88。2％，不仅把
1 700万元的亏损全部填平，而且还得到至少1 000万元的利润。
现在我们每月生产10万块主机板和扩展卡，销往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据估计，全世界个人计算机的消费量大约在1 500万台左右，按我们目前销售量计算的话，每年就是100多万块，那么，香港联想生产销售的主机板和扩展卡，就大约分别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和8％。
说完这一番话之后，他飞回北京，在办公室里等待机电部排名最后一位的副部长胡启立来访。他到机电部来任职，有个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在机械电子行业里分什么国营和民营。“我这里面没有‘亲儿子’与‘干儿子’，”他逢人就说，“全部一视同仁。”1992年新年过后他来到联想，对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条路很有志气。”
副部长的面前摆着两盆鲜花，还放着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新书《联想之路》。看来“黑色风暴”真的没有埋葬联想，前边已是柳暗花明。不过，柳传志没有当场说穿、部长也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情是，1991年联想卖了26 000台AST电脑，赚了2亿港元。同时还卖出3 000台喷墨打印机、1 200台激光打印机、558台绘图仪、330台扫描仪和100台工作站。这些东西大都来自惠普、Sun和IBM公司。这些外国货的代理利润弥补了公司亏损，还带来盈利。此中奥秘，柳传志在“黑色风暴”的风口浪尖上已精心部署为“扩大其他方面贸易额”的战役，在“风暴”过去之后又委婉道出：“堤内损失堤外补”。
1992年北京的早春特别明朗，渡过危机的柳传志心情舒畅。这一天正在说笑之间，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症。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泰国导游的话，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去“四面佛”前朝拜还愿呢！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
第38节：1992年春天
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柳传志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中国南部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时，柳传志也在北京煽动属下，把他们营造成无坚不摧的斗士。在这之前的36个月里，北京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分了神，“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是当时媒体纠缠不休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互争长短，政府官员踌躇不前，像《人民日报》这样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现在，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顺德市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还没什么，难得的是报纸居然会公然刊登出来。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位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广东、武汉和上海的巡视，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个春天的新闻特别多。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这位国家主席显然面临着经济即将起飞的新周期。一周之后，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全都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搞外贸的官员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的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摈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政府颁布的计算机发展政策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产物。2月20日，他们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包括银行、建筑、电力、冶金、科技设计、电信、气象、财税、邮电、情报检索的信息管理系统，还有军队，还有13个省、434个市政府，还有12 000个大中型企业和1 000万个商业销售网点。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
假如我们要为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寻找一个时间点，那么一定就是这个春天了。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这在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中引起不安，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当联想问起“名牌”和“基地”是否包括“联想”时，得到的回答是“具体名单还未确定”。不过名单一周后就出来了，原来是机电部属下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三个企业投资3亿元，令其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很显然，联想被抛在一边了。尽管胡启立说过“没有亲儿子和干儿子之分”，但他只是个副部长，而且排名最后，说话不算。
平心而论，政府对于联想的冷漠，不是有意歧视。就当时情形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可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