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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界要尽量绝对保密，尽可能地保护和小心对待那群跟赫尔曼相熟的金融巨头们，必须想办法这么做。如果公开抨击这些人，就存在着刺激某些人作出轻率举动的危险。一旦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一时冲动，进行报复，就会引起雪崩效应。我们在此要对付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轻率的行为将会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舆论获悉了那庞大的外汇转移和金融操作之后。其它企业、银行和投机商们到时候会作何反应，股市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个包括科德公司在内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话，极有可能发生一个“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瘫痪。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该将所发生的事情和还将发生的事情只作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对待，公之于众。因此，最高层达成一致意见，由一个人来领导这种事，由他负责，向新闻界、电台、电视台以及基尔伍德死后云集在戛纳的法国的和许多外国的记者通报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通过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个“大富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成员，不让对他们攻击得太狠，以免惹得他们抱怨或者抗议。这一切都是加斯东·迪尔曼通知我们的。他承认，他也想象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得一起努力，变不利为有利。”
我为加斯东·迪尔曼感到遗憾。我对他抱有好感。他的职务看来不轻松。
鲁瑟尔讥讽地说：“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许。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点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鲁莽地问这些亿万富翁，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多少不公正和伤害取得的。那样不文雅。”
“您夸张了，鲁瑟尔先生。”迪尔曼说，又摸摸他的头发，“请您指证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脸不高兴。
“好，还有呢？”鲁瑟尔问。
“然后……我们会找到途径，让他承担责任。”迪尔曼说，头往后一甩。
“迪尔曼先生，”克斯勒说，他沉默到现在，此时气势汹汹，惹得众人都看着他，“我们大家都是公共舆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不对了吗？根据法律，每个人都同样享有幸福、安全、正义和信息的权利，这也不对了吗？”
“它们还是对的，克斯勒先生。”迪尔曼说。此人忍耐力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
“护士安娜·加丽娜也有这一权利。”克斯勒说，他的声音现在高昂起来，“海军少尉维阿拉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安娜·加丽娜在米兰有家属。维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亲。即使我们破获了这些罪行，关于他们的最亲爱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也要向他们过滤、删除并经过审查地公布真情，对吗？”
“我对你们讲过，我们被逼进了一个麻烦、难堪的处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东·迪尔曼说，挪挪他的眼镜，“可干了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直接的当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总比全世界因为这一真相的公布被吓坏而采取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证实过的，您也应该跟我们持同样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我跟他通过电话。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闻，我说。我不会为此原谅我自己。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们，坐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戏，明白事关什么，为什么要演戏。无辜者或有罪者在此丧生，无所谓，失去生命的是他们，而且还将这么丧生下去。而我们，我们现在得到任务，向您，迪尔曼先生——不是针对您个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报告一切，好让您对我们讲，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还从没见过克斯勒这么激动。他望望我：“您也讲点什么吧，卢卡斯！别光让我讲！”
我说：“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电报。我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迪尔曼先生。我有义务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啊！”鲁瑟尔叫道，“国家怎么能影响它？它怎么能这么做？”
“它本来不可以，但是现在它显然能够。”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说，“您总还可以说，我不参加。您为什么不这么讲？”
“因为我跟迪尔曼先生一样，坚信正义最终会胜利，”我说，“虽然有时候要过很长时间。它最后总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时候我不能为这胜利作出我的贡献。”这是一个谎言，我想。事实是：如果我拒绝在迪尔曼的指挥下继续工作，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就会把我从戛纳召回，让我去办一桩新的案子。那昂热拉和我怎么办？我处于一种非逻辑的情感状态，认识到只有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热拉，只想尽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别的我就无法去想了。
警察局长令我意外地说：“我感谢您的这些话，卢卡斯先生。我的先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全服从迪尔曼先生的指挥。”
“本人绝不会专横地滥用交给我的权力。”当拉克洛斯从鼻子里鄙夷地发出一声“哼”时，迪尔曼低沉地说。
“你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调查。”警察局长说，“从现在起，这些调查全由迪尔曼先生协调。”
“那我现在要问迪尔曼先生一个问题。”克斯勒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先生？”迪尔曼问。
“也就是那个我们当中至今没人能澄清的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被销毁了。赫尔曼先生，据说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亚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我看到，迪尔曼的嘴在轻轻地抽搐。“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尔曼来访后立即离开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迪尔曼先生？”
“法国的企业家们。”这位外交部来人说。
“什么企业家？他们叫什么？他们此刻人在哪里？”
“这个，”迪尔曼低声说，“我不可以告诉您，克斯勒先生。”
“为什么不能？”鲁瑟尔愕然问。他是那么惊愕，问得十分茫然。
“因为我的部里禁止我这么做，”迪尔曼说，“至少暂时如此。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些企业家跟这一系列谋杀或其它什么不法行为无关。”
“这么说要保护他们了。”拉克洛斯说。
“对，先生。”迪尔曼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