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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政策的先见之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爱尔兰就下决心成为欧洲市场的生产平台，集中精力发展需要高技能、高工资劳动力的高科技产业，特别致力于计算机、医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生产。到1975年，美国两大计算机主机制造商阿姆达尔（Amdah）公司和王安电脑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巴克斯医疗器材公司（Baxter Travenol）、医药制造商默沙东（Merck Sharp）和沃纳兰波特（Warner Lambert）全都在爱尔兰建立了新工厂，450多家外资企业为爱尔兰贡献了2/3的工业产出。随着引进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加，爱尔兰继续扩大公共教育投入，从而储备了大批高技能劳动力。1965~1980年，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之后20年，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又翻了一番，35年时间，增加了6倍。
爱尔兰大力投资公共事业，因而赢得了广泛赞誉，受过较好教育的高峰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经济发展创造的大量新增高技能就业机会正在虚位以待，哈佛大学著名人口学者和经济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与大卫·坎宁（David Canning）称之为人口红利。布鲁姆与坎宁研究发现，要想实现持续进步，人口高峰之后必然出现人口低谷，如此一来，国民就业率才能缓慢提高。上世纪80年代，避孕措施最终合法化，人们不再钟情大家庭，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批妇女外出工作，爱尔兰生育率开始降低。据布鲁姆与坎宁计算，人口因素为爱尔兰贡献了1/3的经济增长——略低于东亚地区。欧洲大国及日本同样获得了人口增长的前期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之为“奇迹”——但是，因为没有针对全球化的后续改革跟进，这种好处没能持续下去。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凯尔特之虎（3）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爱尔兰的发展进程差点陷入停顿，直到再次采纳专家建议才又重新开始。在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冲击之下，爱尔兰工人日益增长的工资收入不断缩水，都柏林财政预算再次出现巨额赤字，政府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到80年代前期，通胀与失业回潮，经济增长随之戛然而止。1985年，爱尔兰财政赤字接近GDP的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出警告，爱尔兰将要迎来财政崩溃，货币危机在所难免。比IMF警告更为急切的是个人反应，爱尔兰研究人员与新闻记者注意到，很多精英人士为了个人前途而远走他国，有爱尔兰哈佛大学之称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毕业生，甚至全部同学选择出国。整个80年代，总计约有200 000万爱尔兰人移居国外，接近全部人口的6％。
值得赞扬的是，爱尔兰认真接受了IMF的警告，迅速压缩财政赤字。1986年，爱尔兰医疗及教育财政支出减少6％，国防开支减少7％，道路与住房投入减少11％，农业开销减少18％。第二年，爱尔兰共和党上台，财政预算削减幅度更大，并且在大型企业、工会与农民之间成功达成协议，为应对直接税（direct taxes）收入减少，一致同意严格限制工资增长。三年之内，爱尔兰政府预算所占GDP比例就从55％下降到41％，降幅超过1/4。
然而，爱尔兰的真正好运在于，正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步而步履踉跄之时，爱尔兰乘机采取了占据欧洲经济格局有利地位的成功战略。一连数年，爱尔兰政府尽其所能，努力吸引美、英两国的软硬件IT企业进军国内。到上世纪90年代，与克林顿当政的华盛顿十分类似，都柏林的财政预算从巨额赤字转变为小有盈余，电信行业完成私有化，港口、铁路、公路设施升级改造的财政投入达到GDP的5％——两倍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公共卫生与饮水工程，还有一贯重视的国民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持续增加。1985年以来，爱尔兰公共教育支出增长了150％，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95年爱尔兰一度取消大学学费。虽然爱尔兰教育投入所占GDP比例仍然低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青少年入学率却高于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此外， 25~34岁的爱尔兰青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37％，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为27％（美国是40％）。
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IT产业蓬勃发展之时，爱尔兰凭借有利条件，得以广泛参与。到2004年，爱尔兰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高达2 300亿美元，与意大利相当，而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是爱尔兰的8倍。如今，与爱尔兰GDP相关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分别为德国、法国、英国的10倍、5倍、4倍。弹丸小国爱尔兰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约为中国的1/3，而中国可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经济规模将近爱尔兰的12倍。
爱尔兰致力于发展国民教育，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由此创造了全球化环境下协同合作的专门模式，随着海外企业大举迁入，千千万万爱尔兰工人得以接触尖端技术与操作实践，这又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技能。直接转移进来的海外企业通常集中在信息技术、医药制造及医疗设备领域。如今，世界10强IT企业当中已经有7家公司——IBM、英特尔、惠普、戴尔、甲骨文、Lotus及微软——在爱尔兰建立生产部门。世界15家主要医药公司中的13家也已经在爱尔兰进行主要生产活动，其中包括惠氏、先灵葆雅、默沙东、辉瑞、诺华、爱力根及葛兰素史克，而且，就在都柏林郊外，全世界最大的生物技术大学园区最近已经建成。在医疗设备领域，世界25强当中也有15家企业进入爱尔兰。结果就是，除芬兰之外，先进技术在爱尔兰制造业中发挥的作用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大——爱尔兰高科技企业所占比例为20％，与美国的26％相差不多，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只有8％。上述三个高科技领域的外资企业爱尔兰雇员总数为85 000人，占爱尔兰制造业工人总数的1/3。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凯尔特之虎（4）
就在几年之前，爱尔兰向外输出的主要还是常规食品和青年才俊。如今，爱尔兰有近85％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外，其中大部分都是1 200多家外资企业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例如，英特尔、戴尔与微软三个公司在爱尔兰的出口产值就高达其出口总额的20％。按人均计算，爱尔兰现在的出口量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的7倍、6倍、4倍。
令人瞩目的是，沿着同样的发展道路，爱尔兰的现代化也扩展到一些高端服务领域。工人教育程度较高，税收激励措施得力，电信设施投入充足，因此吸引大批先进技术落户爱尔兰，同时，金融服务领域的大量直接投资也纷至沓来，过去10年，尽管没怎么引起《华尔街日报》和《泰晤士报》的注意，然而爱尔兰已经悄然成为全球金融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一员。现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外直接投资都集中在都柏林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全球金融业20强，全球银行业50强，目前已有半数落户该中心。凭借高达5 000亿美元、两倍于本国GDP的国际资金规模，爱尔兰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真正集散中心，这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及香港中国银行的交易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
爱尔兰的法人税率为12。5％，出口则直接实行零税率，英美保守派人士坚持认为，正是低税率推动了爱尔兰的发展变化。尽管他们对低税率的作用不无夸大，不过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只要能够满足公共支出需要，低税率总是要比高税率好。爱尔兰总税负为其GDP的28％，远低于欧盟15国40％的平均水平。劳工成本当中，爱尔兰的税收比重比所有欧洲先进经济体都要低出大约10个百分点。对于爱尔兰的发展进步，来自欧盟的资金扶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十年代，爱尔兰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与公共教育投入都得益于欧盟援助。不过，如果不是爱尔兰对外开放市场竞争与海外投资，低税率必定收效甚微；同样，如果都柏林没有合理明智地使用欧盟补贴，这些补贴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而且，今天看来，这些因素已经不再是爱尔兰的独有特点，因为很多国家的法人税率都已经大幅下调，一段时间以来，爱尔兰也不再具有享受欧盟补贴的资格。许许多多来自世界上最先进的各大公司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已经牢牢嵌入爱尔兰的制造工业及商业服务，这是当今发展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此外，作为遍布世界的全球合作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巨额投资将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