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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几乎任何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都还继续遭到日本法律的禁止。1980年,权力强大的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译者注)废除了少量禁令,不过都无关痛痒。到1992年,又废除了一些,还是不能引人注意。直到1998年,大批此类限制法规终于宣告终结,但是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十分严重:近10年之后,日本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占其GDP的比例分别只是美国、德国、英国的1/7、1/20、1/30。直到现在,日本在这个方面还是严重失衡,外资企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仅相当于土耳其的1/5。(由于在日本直接经营面临重重障碍,外国人只好购买日本公司股票,外资持股比例达到22%。)
而且,很多重要限制依然存在。例如,外国公司对日本企业的大部分并购行为仍然被日本法律所禁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在任何其他国家,半数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都是通过企业并购实现的——比如,在新开辟的海外市场上,美国沃尔玛和日本三菱的典型做法都是收购当地企业,按照自己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实现发展壮大。但是,日本法律仍然能够有效禁止外国公司通过所持股票收购日本企业,如此以来,恶意收购固然没有可能,而外国企业不使用所持股票的善意投标照样也会被董事会拒绝,日本各大公司董事会之间的“交叉持股”或互兼董事现象十分普遍。企业集团各个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以此阻止外人进入,这是日本企业十分常见的实践模式。因此,即使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因而造成大量企业廉价出售,发生在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国兼并仅占全球总数的2%。
已经设法进入日本市场的外资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这对其他公司是一个极大鼓励。例如,外国制造商在日本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高出日本同行60%,而在服务行业,这种差距更是达到80%。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在法国和美国,一般外国公司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普通本土企业不相上下。因此,日本出现的这种差距应该会为外国企业带来极大优势,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与其竞争的效率低下的日本本土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和管制保护。所以,在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大部分法律限制解除之前,2005年(有数据可考的最近年份)流入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跌落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2)
与欧洲一样,日本这种拒绝接受全球经济现实的方式极具破坏性。由于市场增长缓慢,劳工与原料成本昂贵,德、法、英三国经济发展分别受到自身条件制约,而日本则是割断了本土企业与全球各个行业领域领头企业的联系。凭借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美国企业,甚至整个美国经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然而,日本却大量错失这些创新成果带来的宝贵机会,成千上万家效率低下的小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又没有来自其他先进国家企业的竞争压力,两相作用之下,日本企业开发自有技术与实践模式或者采用外国技术及经验的内在需要荡然无存。结果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生产效率最低的先进经济体。而且,尽管日本也有全球性投资与贸易布局,但是,1990年以来,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从19%下降到13%,萎缩幅度超过欧洲国家。
在这种趋势之下,也有几家日本公司还是能够逆流而上,尤其是那些不得不应对外国竞争压力的出口企业。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丰田公司,丰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随时准备取代通用,成为全球第一。(2006年2月,就在通用关闭位于新泽西州林登市汽车工厂的同一天,丰田在墨西哥的地华纳(Tijuana)开了一家新厂。通用主席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强调:“我们已经领先了73年,再领先73年的可能微乎其微。”他要么是虚与委蛇,要么是孤陋寡闻。)欧洲三大国一样不乏例外,各自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著名企业——比如,能源巨头就有德国的鲁尔(E。on)、法国的道达尔(Total)、英国的英国石油;保险业领袖有德国的安联(Allianz)、法国的安盛(Axa);电器制造巨擘有德国的西门子;零售业巨人有法国的家乐福;金融服务王牌有英国的汇丰持股(HSBC Holdings)。
在这些业绩辉煌的公司背后,上述国家的绝大多数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他们很难采用并适应创新成果,而创新恰恰是全球化对所有企业的现实要求。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了创新,哪个国家投入的相关资源最多。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研发投入所占GDP比例高于美国,而美国又高于欧洲三国,差距主要来自国防领域的研发投入。
关于美国生产力收益的研究结果为追踪研发投入的实际去向提供了最佳线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对此有所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已经形成共识。首先,这与信息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出人意料的是,从信息技术中获益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投入多少,而是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这就是欧洲与日本要为管制政策与政府补贴付出沉重代价的关键所在。对基础农业与核心产业的所有补贴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合理回报,然而,分区管制与价格控制只会阻碍形成新的竞争。因此,尽管法、德、英三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一点也不比美国(及瑞典)公司少,然而各种补贴与管制保护使得他们面临的市场压力大大减弱,而在美国,正是市场压力迫使各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从而保证技术投资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跟美国同行一样,欧洲与日本企业经理人同样明白应该实施何种变革——如果他们不明白,随时都有大批国际咨询顾问准备向他们建言献策。但是,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的变革总是困难重重、令人不快的——部门、岗位、产品、流程,要么裁撤,要么重组;掌握新技能的人才不断引进;不会使用新工具的员工被迫走人。因此,在补贴与管制的卵翼之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着自己熟悉的工作,这时他们自然不愿意承受实施艰难变革带来的麻烦与痛苦。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3)
如果说这还不够,不妨看看德、法两国企业。有些时候,为了适应市场要求,他们也想实施变革,但是马上就会发现变革计划违反法律:在这两个国家,除了那些规模最小的雇主,任何企业都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员工,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实施的企业重组根本就不是合法理由。银行打算新上一套账目控制系统,零售企业计划安装自动话务系统,他们当然可以按计划实施,但是,企业不能让原来人工操作这些业务的员工走人,很多情况下,甚至连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都不行。根据OECD最近所做的分析结论,除了汽车与机械行业,德国经济几乎就没有从新兴信息技术当中获得什么好处。
在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各种管制与补贴,再加上薪资税率很高,创办新企业十分困难,因而抑制了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既有知名企业主导市场的情况下,新企业要想引人注意,自然更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更愿意适应新的商业模式。新企业经营成功之时,就会给既有企业带来压力,迫使他们要么效法新企业,要么另外开辟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因为传统书店受到管制保护与政府补贴,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难以占领市场,尽管我们无法确切预知发展结果,但是可以肯定,巴诺(Barnes and Noble)(美国最大连锁书店——译者注)迄今仍然只是一家传统书店而已。
在适应新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要求方面,法国、德国、英国与日本工人面临更多更难。一个尚未获得普遍公认的原因就是,日本与欧洲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美国工人。日本与欧洲三大国年度教育投入所占GDP比例低于美国15~25%——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更高,主要表现为供给孩子念完大学。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上学年限低于美国人——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对于新的生产技术与工作方式,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灵活性更高、适应力更